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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在“新型大國關係”下的出路
Taiwan’s way out under current new model of China-US relationship
戴肇洋 [第3392期 2017-05-08發表]

戴肇洋

  台灣省商業會顧問、現代財經基金會顧問。日本關西大學經濟學博士修畢。歷任台灣競爭力論壇學會國際經濟組召集人,中華勞動與就業關係協會顧問,台灣綜合研究院副所長、所長,台灣綜合研究院財經諮詢委員會委員暨執行秘書,台灣經濟研究院組長,日本關西大學經濟政治研究中心研究員等職。
 
 
 
受到全球國際社會所重視的美國總統特朗普(Donald John Trump)與受邀到訪的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於4月上旬在美國佛羅里達特朗普總統私人渡假場所完成首次會談,為中美兩國關係的穩定發展揭開序幕。在“習特”見面前,歐美或亞太周邊許多國家或國際媒體普遍認為,中美雙方首腦正式會談核心將聚焦於,包括:朝鮮核武危機的排除、中美貿易逆差的解決、南海情勢緊繃的緩和及“一中政策”原則的遵守等議題。
 

中美高峰會談左右國際政經未來局勢

 
事實而言,在“習特”見面前,國際社會並未對“習特”會談的具體成果,抱着太大期待。此乃因為特朗普總統的外交團隊架構之組合,尚待完全到位成形,加上對中國政策的方向,究竟是沿襲前朝模式,抑或是調整創新模式,其具體輪廓也是頗為模糊。亦即迄今為止,白宮顧問與內閣之間,鷹派官員與鴿派官員之間,未來對中國政策的方向辯論方興未艾;此外,加上此次中美兩國首腦僅有在24小時內匆忙見面,在正式會談上不太可能針對前揭四項重要議題達到共識,或是有太大之具體突破。
 
不過,特朗普是1978年中美正式建交以來,首位在上任不及半年時間內馬上安排中國的國家主席舉行高峰會談之美國總統,為何如此急迫?其背後所代表的意義,並非僅有涉及目前中美兩國政經的情勢,而是左右着未來“國際政經”的動態,是國際社會無法忽略的焦點。亦即近年以來中國快速崛起,已成為美國必須面對的事實,一個中國政策經過長期進化發展之後,已經被國際社會公認為是建立或維持國際秩序的重要磐石。
 
雖特朗普在競選大位之同時,曾經公開挑戰一個中國政策,甚至為了保護美國製造產品市場,揚言針對中國貨物徵收45%關稅;但在當選就任之後,今年2月習近平通話時已經重回“一中軌道,除沒有執行45%關稅威脅外,收回對中國操縱匯率的指責,以及修正競選期間發誓與中國對抗之立場,積極推動美中兩國朝向建立“新型大國關係”方向發展。
 
誠如習近平在見面時向特朗普表示,“我們有千條理由中美關係搞好,無一條理由中美關係搞壞”;特朗普則是向習近平開玩笑說,“雖沒有取得什麼重要成果,但可以感覺已經中國發展友誼之氛圍,非常期待雙方加強合作,藉以建立兩國有很好、很好的長期關係。同時,特朗普也接受了習近平的訪華之邀請,希望於短期內能夠訪問中國,加強兩國關係。
 
另一方面,若以過去經驗而言,未來美國對中國的政策方向,往往必須經過接二連三政策辯論與腦力激盪之後,甚至需要一年時間,其具體政策輪廓始有可能逐漸浮現。是故,習近平更加了解,在特朗普對中政策尚待明朗前,中美關係在短期間內希望能夠在“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等原則下,朝向新型大國關係穩定發展,其過程之中既可保障中國無可談判的核心利益,亦可維持周邊國家之穩定和平,避免對“中共十九大”造成不利之影響。至於在處理台灣議題上則是認為,若美國信守恪遵“一中政策”原則,約束台灣不搞法理台獨,則中國大陸沒有急迫需要解決統一大業。
 
▲上海台商“組團”返台招聘 提供818個崗位。圖為徵才博覽會啟動現場。(中新社圖片)  
 

正在形成一個新型大國關係

 
其實,在中美兩國首腦進行會談之同時,美國白宮或國務院官員在針對“一中政策”議題上,不斷重申秉持“美中”兩國所簽署的三個公報,以及依據《台灣關係法案》為基礎。換句話說,或許在上述前提下,使得此次中美雙方首腦會談過程之中,沒有公開提及“一個中國政策”或台灣議題?甚至雙方首腦會談之後,不論美國白宮或國務院官員的對外聲明,或是美國媒體的相關報道,卻僅針對朝鮮核武危機、美中貿易逆差兩項議題加以說明,始終沒有提及“一中政策”及與台灣的議題發表任何相關論述。
 
此一現象,是否已意味着美中雙方關係已經達成新的共識?美中台三邊關係已呈現出新的變化?無庸置疑,美中正式建交以來,台灣在國際社會上所具有的地位,一直是美中關係之中最敏感的議題,而且是最糾葛的議題。亦即兩岸關係始終與美中關係的溫度升降息息相關,若美中關係呈現對立或緊張糾葛狀況,則美台關係就會特別熱絡與密切,台灣問題將成為美中談判的焦點;相對來說,若美中關係呈現頗為和諧及穩定發展狀況,則美台關係在美國整體對外政策佈局中就會降低重要性或迫切性,一旦美方取得符合其預期利益,台灣恐將淪為邊緣格局,甚至可能遭到犧牲。
 

台灣不能妄想從美中矛盾中撈到好處

 
很顯然地,中美關係因特朗普調整“激進政策而消弭彼此的對立僵局,以及因習近平選擇“維穩政策而打開彼此的矛盾情結,同時藉由習特會談機會,進而建立許多未來可以直接對話平台,正在形成一個新型大國關係。面對目前美中兩國已逐漸形成的新型大國關係之下,其未來對台灣的生存及發展將會造成哪些影響?亦即台灣在因應美中 關係互動與政策方向變化上,究竟應該採取哪些基本思維與,藉以選擇最佳出路?頗為值得加以觀察與探究。
 
先從政治的角度來說,此次在美中雙方首腦正式會談過程中,美國始終沒有提及台灣議題,並非意味今後中國大陸不再重視談判這項議題,而是因為朝鮮核武是迫在眉睫的重大危機,必須透過美中兩國合作加以解決。再者,美中貿易逆差縮短與否,是提振美國經濟的關鍵之一,中國大陸既然願意秉持平等互利原則相互開放市場,同時致力消弭對美貿易順差,使得美國認為無需以台灣問題作為討價還價之籌碼價值已經越來越小。雖美國不太可能放棄台灣軍火市場,但一旦中國大陸對美擴大開放市場,在龐大商業利益誘因下,美國難道可能棄大取小?  
 
因此,台灣未來在謀求生存與發展最佳的策略選擇是,並非一意孤行選擇“聯美抗中”的路線,而是加速修補與中國大陸之關係。亦即在美中兩大國家間保持等距,在“親美”、“友美”的同時,不但不能“仇中”、“抗中”,而且更加不能妄想從美中矛盾中撈到好處,之前蔡英文在特朗普就任前與其通話,適得其反是明顯的實例。畢竟,兩岸關係能夠和諧朝向和平穩定發展,台灣始能取得國際社會一席之地,是難以擺脫的事實。再者,特朗普完全是在商言商的思維,以確保美國利益第一為前提,是其最為核心的政策主軸。
 
再就經濟的角度來看,依據牛頓“萬有引力定律”所建立的經濟理論模型假說,一個經濟體對大型經濟體的出口,通常將會超過對小型經濟體的出口;與鄰近市場的貿易規模,也是將會超過與較遠市場的貿易規模。亦即經濟體經濟體之間的貿易關係緊密程度,與貿易夥伴的經濟體量及相互距離兩個變數相關。此一模型基本假說,可以直接說明國家或區域在雙邊貿易往來過程中,地理位置、貿易成員經濟規模、人口數量等自然因素的作用,遠遠超過其他因素包括特殊優惠政策在內之影響。
 
由於兩岸經濟發展階段不同,加上產業結構型態相異,所以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之後,在具有“後發”優勢及勞動性生產力解放條件下,從1980年代起磁吸許多台商前往投資及設廠,同時進口台灣零組件或中間財,使得中國大陸不但是台灣對外投資金額最多的地區,而且為對外出口貿易比重最大之市場,此讓台灣被形塑為自然投資與貿易夥伴(Natural Investing&Trading Partner),甚至逐漸構築區域經濟傾斜整合型態。
 
如果更進一步將上述萬有引力定律的論述加以延伸,在亞太臨近區域內,中國大陸不但發展為最大的經濟體,同時是與台灣的地理距離最為接近之大型經濟體。由於過去20餘年期間,中國大陸是相對平穩、沒有人為與政治干擾的經濟成長黃金時光,所以已逐漸替代美日成為亞太地區的貿易依存核心。此外,加上中國大陸自2013年起透過“一帶一路”作為從近而遠投資的發展路徑,以及推動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RCEP)作為下一個階段多邊貿易策略之合作平台,將更進一步創造亞太區域內部多個貿易夥伴之間多贏繁榮的自由貿易。
 

切勿誤判陷入泥沼困境

 
換句話說,由於先天資源的稟賦差異與後天條件之優勢互補,雖兩岸經濟性正常型態的互動往來,在實務上是二的最佳選擇,但長期以來,卻又因兩岸政治性特殊關係之糾葛對立,而使得兩岸經濟相關的活動,往往難以迴避其所存在的政治思維。例如:2016年台灣再度政權輪替之後,曾經大張旗鼓推動重啟“南向政策”,希望替代“西進”作為對外經濟政策主軸,迄今不及一年難以論斷政策成功與否;不過,由於南向政策目標本身是意識形態的產物,加上中國大陸經濟延伸力道早已深入東協國家,政治影響力道更是達到前所未見高峰,使得推動過程明顯可以發現其資源不足與捉襟見肘。
 
亦即台灣未來在國際經濟佈局上,面對此一頗難以擺脫的發展架構之下,個人認為,無論如何必須以台灣在國際社會上取得生存及發展空間為前提。因此,未來在研擬規劃整體經濟政策方向思維上,與其陷入政治意識形態糾葛,不如將中國大陸納入國際關係分析之中的“國際政治經濟理論(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作為基礎,不但是化解兩岸“一中情結的較佳選擇,而且為打開台灣避免淪為國際經濟孤兒之出路。
 
整體而言,隨着美中雙方首腦會談順利完成,不論特朗普對中國貿易政策的做法是軟是硬,特朗普在朝鮮核武危機上如何對中施壓,或是習近平對美國一中政策的態度是寬是嚴,習近平在台灣法理台獨上如何對美脅迫,美中關係朝向深化,進而建立形成“新型大國關係”,是無法否認的發展趨勢。面對此一格局之下,任何自我設限政策,都將對台灣的政治或經濟產生非常不利影響,企圖透過與較遠國家的貿易合作,替代與鄰近區域之對抗所造成的損失,是緣木求魚的選擇,尤其切忌因政治一時意識形態過度堅持而造成錯覺誤判,最後甚至可能導致經濟長期陷入泥沼困境,更是得不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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