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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帶一路:中國開放的新階段、新境界與新格局
B&R : the new stage, new extent and new pattern of China ’s open
王京生 [第3396期 2017-06-28發表]
 
▲6月12日,600台國產安凱A9高端客車從江蘇連雲港口岸出口沙特阿拉伯。這批客車由安徽安凱汽車股份有限公司製造,總價約合人民幣3.33億元,近年來,該公司圍繞“一帶一路”倡議深耕海外市場,產品遠銷阿爾及利亞、緬甸、沙特阿拉伯等數十個國家和地區。圖為600台安凱A9高端客車從江蘇連雲港口岸裝船出口沙特阿拉伯。(新華社圖片)  
 
歷史悠久的絲綢之路,是中華文明走向世界的歷程,是中國從陸路和海路接納世界的手臂。直到如今,人們還對在東西方文明交往歷史星空中處於重要地位的絲綢之路產生無限的遐想。毫無疑問,今天我們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既是對這份文明遺產的繼承,更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構建和講述的新故事。而剛剛在北京閉幕的“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就是這個新故事的精彩主題闡述。
 
相比古代的絲綢之路,“一帶一路”已經不是中國人在面對外部陌生世界時,舟車勞頓、小心翼翼的探索,而是對整個世界了然於胸的頂層設計,是大國崛起的自覺選擇。如果將它與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的改革開放歷程相聯繫、相比較,就會發現,這個倡議從提出到實踐,昭示着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尤其是對外開放,正在跨入一個新階段,開闢一個新境界,展開一個新格局。
 
▲隨着“一帶一路”倡議的深入推進,途經阿拉山口口岸出境的中歐(中亞)國際貨運班列,如渝新歐、鄭新歐、漢新歐、蓉歐等開行頻率不斷加快,貨源不斷增多。圖為在阿拉山口站綜合換裝庫(三區),工作人員操作叉車從來自哈薩克斯坦的班列上搬運電解銅。(新華社圖片)  
 

為什麼說“一帶一路”是中國對外開放的新階段?

 
回顧中國開放的偉大歷程,我們可以將它大致劃分為兩個階段:一是以打開國門、設立經濟特區為標誌,中國沿海—內陸的梯度開放階段;二是以“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與實施為標誌的全方位開放,以國內經濟各大板塊對接世界經濟的新階段。比較這兩個階段,會發現兩者既有內在的聯繫和歷史的延續性,也有相對清晰的差別,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從梯度開放到全方位開放的轉變。
 
所謂梯度開放就是:以經濟特區的率先開放為引領,帶動沿海省份的開放,再以沿海開放和經濟的活躍,拉動廣大的中部和西部地區形成有重點有步驟的開放格局。這一階段從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對外開放發展目標開始,其戰略重點是打開國門,主要是向西方發達國家與地區學習。具體來說就是鄧小平提的四個窗口:技術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識的窗口、對外政策的窗口。其重心一方面是引進國外先進思想、先進管理、先進技術、先進工藝,衝破中國當時僵化保守的計劃經濟體制;同時利用中國的廉價勞動力,搞出口加工,通過中外合資、外商投資等形式,向國際市場出口廉價的產品,使中國繼“亞洲四小龍”之後很快成為世界工廠。當時無論是進口還是出口,主要瞄準的是歐美國家、日本及“亞洲四小龍”等發達經濟體,技術、投資從對方那裏來,出口也以之為主要匹配市場。當然也向世界其他地區出口,相比起來,其總量和重要性相對較小。但現在這種情況有了重大轉變。
 
2008年以來,國際經濟持續動蕩,歐美發達經濟體歷經金融海嘯、歐債危機等的衝擊,經濟復甦緩慢,市場相對飽和,全球貿易陷入衰退,這對中國的出口型經濟造成很大衝擊。在後一階段,中國的對外開放事業所面臨的國際環境已與之前完全不同,比如中國在2010年左右已躍居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成為世界進出口貿易額最大的國家。因此,能否在這樣的語境下開創對外開放的新局,事關中國未來的國運。而“一帶一路”的提出與實施,可以說正是中國因應這一全新的國際環境,走出了新局,一方面繼續向西方學習先進技術,繼續重視歐美市場,另一方面則要開拓更廣闊的全球市場,把改革開放的成功經驗與民族復興結合起來,深根固柢、謀求發展。這是中國根據自己國力做出的非常重要的戰略判斷,是中國結合自身經濟形勢和比較優勢,尋求走向世界的獨特之路。
 
所謂全方位的開放,正如國家發佈的《“一帶一路”的願景與行動》所言,“推進‘一帶一路’建設,中國將充分發揮國內各地區比較優勢,實行更加積極主動的開放戰略,加強東中西互動合作,全面提升開放型經濟水平”。用習近平總書記的話講,就是“陸上、海上、天上、網上”四位一體的聯通。即以中國境內各區域有特色的經濟板塊,通過發達的交通、信息,直接對應“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各盡所能,各展風釆,各據優勢,又相互配合地與世界經濟相連結相融合。以對外的全方位開放,對應國內的全方位開放,沿海、中部、西部都有各自開放的重點和方向。
 
第二,從短缺經濟向外溢型經濟的轉變。
 
“短缺經濟”是匈牙利著名經濟學家科爾奈提出的概念,用於描述和揭示傳統社會主義國家的某種社會經濟現象,如產品尤其是生活消費品的匱乏。長期以來中國就是短缺經濟的大國。而改革開放後商品經濟迅速發展,時至今日,中國不僅告別了短缺經濟,而且迎來商品極大豐富的時代。作為世界工廠,中國已經躍居世界工業生產能力的首位,不僅產能、產值巨大,而且技術、裝備、資金、人才儲備的豐裕程度也居於世界前列,由此也形成了與中國改革開放前一階段主要依託外來投資不同的經濟形態—外溢型經濟。
 
而“一帶一路”的提出和實施,無疑正是呼應這一經濟形態的轉換,它既是中國經濟發展邏輯的內在延伸,也契合了中國經濟發展的外在需求:充裕的資金、產能、產品,強大的基礎設施建設能力,使中國走出去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中國提出設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之所以在短時間內得到幾十個國家的積極回應,正是國際社會搭乘中國經濟列車、分享中國經濟發展紅利這一現實需求的集中反映。大量的數據也說明了這一點。據統計,2014年至2016年,中國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貿易總額超過3萬億美元;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累計超過500億美元;中國企業已經在20多個國家建設56個經貿合作區,為有關國家創造近11億美元稅收和18萬個就業崗位。
 
第三,從全球化的參與者到積極推動者的轉變。
 
中國關於“一帶一路”的倡議、關於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表述、關於開展“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行動等,先後被寫入聯合國的有關決議,直接彰顯了這些主張和行為的正確性,得到國際社會的廣泛認可,強化了我們的話語權,表明中國的角色正從全球化的參與者轉變為推動者。
 
隨着冷戰的結束,人類社會在20世紀90年代後迎來了歷史上最壯闊的一波全球化浪潮。而中國恰好在這一時期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極大地推動了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發展,並於2001年正式加入WTO,成為全球化的參與者和後來居上者—全球化極為充分地激發了中國的比較優勢,中國的經濟地位和綜合國力也於此時期達到一個新的高峰,從而成為這一波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之一。然而,由於全球化本身可能導致的不可預料的結果,尤其是在金融海嘯和歐債危機之後,目前的全球化進程面臨着非常複雜的局面,其中就有現在很多人都在談論的“逆全球化”動向。全球貿易領域保護主義的興起,英國的退歐,美國特朗普的當選等等,都是這一新動向的體現。事實上,從人類的發展歷史和未來趨勢看,全球化是一個不可逆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歷史進程。正是基於這一點,習近平總書記站在歷史與面向未來的高度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在歐美發達國家對全球化問題有所後退的背景下,中國恰逢其時提出“一帶一路”,接過話語權,成為全球化和自由貿易的倡導者,繼續推進新的全球化進程。而這是最重要的軟實力,標誌着中國不僅成為當下全球化的積極推動者,而且也驅動中國的對外開放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作為“一帶一路”倡議在緬甸實施的先導項目—中緬油氣管道項目的一部分,中緬原油管道工程今年4月正式投入運行,此次境內外投產管道全長1420公里。投產後,將能為緬甸帶來可觀的經濟和社會收益,同時,將有力帶動中國西南地區經濟發展。(新華社圖片)  
 

為什麼說“一帶一路”是中國對外開放的新境界?

 
首先,“一帶一路”是中國走和平崛起之路的行動宣示。國強必霸、國強必武似乎是大國崛起的普遍邏輯,過去時代興起的列強,無一不走過這條路,即通過殖民去掠奪資源、搶佔市場。因此,當中國宣佈要和平崛起時,無論是國際政治界、外交界還是學術界,質疑的聲音都很大。南海局勢的緊張、美國的“亞太再平衡”戰略與此都不無關係,而我們之所以鈎沉出絲綢之路,將其升華為“一帶一路”倡議,就是要讓世界明白,一直以來中國是通過和平通商、互利共贏,共享貿易繁榮,使世界人民得到好處的,古代絲綢之路是這樣,21世紀的“一帶一路”更是其中的傑出代表。這就是我們曾提出的“中國崛起例外論”。
 
“絲綢之路”是2000多年前亞歐大陸人民探索出的連結亞歐非幾大文明的貿易和人文交流之路,作為中國最早從陸路和海上接納世界的手臂,它見證了中華文明走向世界的歷程。自古以來在“一帶一路”沿線雖然也有衝突,甚至有局部的戰爭,但總的來講,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的,古絲綢之路開拓的事業之所以名垂青史,“是因為使用的不是戰馬和長矛,而是駝隊和善意”。因此“一帶一路”是和平之路,是友誼之路,是貿易興盛之路,也是多樣文化共同發展之路。
 
在中國目前的十大貿易國中,除了美國、澳大利亞和巴西,其餘七個均在亞歐兩大洲,這說明亞歐加強貿易和文化往來對於全球和平共榮具有重大價值和深遠意義。而今天我們提出“一帶一路”的用意就是中國要走自己歷史上走過的輝煌之路,在“絲綢之路”精神指引下實現和平崛起,而不是對其他國家和地區造成威脅。口說無憑,眼見為實,着眼天下,立足共贏。巨額的資金投入,誠懇地推動一個項目一個項目的落實,讓世界看到了中國人的“言必信、行必果”,看到了中國崛起的正能量及帶給世界的希望。因此我們說,“一帶一路”是以行動宣示中國和平崛起的一個標誌。
 
第二,“一帶一路”是中國推進全球化和自由貿易的責任宣示。如上所言,20多年來中國已從全球化的參與者轉變為全球化的積極推動者,之所以如此,不僅在於中國從全球化中獲益,更在於中國認識到全球化尤其是自由貿易對於促進世界共同繁榮的根本性意義。因此,在目前出現“逆全球化”動向的情況下,中國成為全球化和自由貿易的積極推動者和堅決維護者,其標誌就是“一帶一路”。
 
在北京舉行的“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有近30位外國領導人參加圓桌峰會,1200名中外各界代表參加高級別會議。這說明,除了直接涉及者,有更多的國家與地區願意加入到“一帶一路”中來,也說明以“一帶一路”為代表的全球化進程和自由貿易的強大生命活力。儘管“一帶一路”的實施範圍與路線,在沿線部分國家的戰略中也有不協調之處,甚至某些“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與中國還存在領土爭端,他們卻並沒有對“一帶一路”表示反感或反對。相反,不論是沿線的發展中國家,還是發達國家,都對它的提出和實施表示歡迎。而中國作為“一帶一路”的主推者,它所宣示的中國推動全球化和自由貿易的決心和意志,也正獲得世界各國越來越多的認同和支持。
 
第三,“一帶一路”是中國致力於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情懷宣示。表面看來,“一帶一路”是個經濟全球化和自由貿易的命題,但事實上並非完全如此,因為其實質或最終目標,不是一個單純的關於全球經濟的戰略構想,而是通過經濟把世界有機聯繫起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正如習近平總書記2016年9月3日在二十國集團工商峰會開幕式主題演講中指出,“我提出‘一帶一路’倡議,旨在同沿線各國分享中國發展機遇,實現共同繁榮”,“一帶一路”倡議是發展的倡議、合作的倡議、開放的倡議,強調的是共商、共建、共享的平等互利方式,追求的是沿線各國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抓住的是發展這個最大公約數,為的是沿線各國實現共同繁榮,以打造命運共同體和利益共同體為合作目標,使之成為沿線各國人民共同的夢想。“一帶一路”所追求的不僅是一國復興之命運,更是人類的共有價值。中國古語云,“不謀全局者,不足謀一隅”,用在“一帶一路”上,就是“不謀未來者,不足謀當下”。“一帶一路”集中表現了走向和平崛起的中國的大情懷,也呈現了致力於民族復興的中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高境界。
 
▲中國遠洋海運集團(中遠海運)2010年10月1日正式接手希臘最大港口比雷埃夫斯港(比港)二、三號集裝箱碼頭以來,這個樞紐工程已經成為海上絲綢之路的耀眼明珠。它不僅帶動了中國企業“走出去”,也給當地經濟和社會發展帶來巨大收益,受到希臘各界的高度讚揚,被譽為中希兩個文明古國攜手共進的經典之作。圖為希臘比雷埃夫斯港全景。(新華社圖片)  
 

為什麼說“一帶一路”是中國對外開放的新格局?

 
首先是空間的博大。“一帶一路”建設植根於絲綢之路的歷史土壤,重點是面向亞歐非大陸及沿海島嶼,同時向所有願意加入的國家和地區開放,區域極其博大,在全球200多個國家和地區中,“一帶一路”所涉及的國家近70個,約佔其中的三分之一,涉及人口44億,佔世界總人口一半以上。一頭是活躍的東亞經濟圈,一頭是發達的歐洲經濟圈,中間廣大腹地國家經濟發展潛力巨大。其中“絲綢之路經濟帶”重點打通的路線是,中國經中亞、西亞、俄羅斯至歐洲(波羅的海),中國經中亞、西亞至波斯灣、地中海,中國至東南亞、南亞、印度洋。“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重點方向是從中國沿海港口過南海到印度洋,延伸到歐洲;從中國沿海港口過南海到南太平洋。
 
第二是內容的博大。它不但包括貿易、投資、交通等經濟領域,還涵蓋政治、社會、文化等方方面面,如政治上的求同存異,社會的和諧穩定和文化的多元共存等。共建“一帶一路”順應了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文化多樣化、社會信息化的時代潮流,符合國際社會的根本利益,彰顯了人類社會共同理想和美好追求,是國際合作以及全球治理新模式的積極探索,將為世界和平發展增添新的正能量。
 
第三是共同利益的博大。習近平總書記說:“‘一帶一路’追求的是百花齊放的大利,不是一枝獨秀的小利”,“中國的發展得益於國際社會,也願為國際社會提供更多公共產品”。也就是說,“一帶一路”首先由中國倡導提出並積極推動,但這並不表明它僅僅代表了中國的國家利益,而是旨在促進經濟要素的有序自由流動、資源的高效配置和市場深度的融合,推動沿線各國實現經濟政策協調,開展更大範圍、更高水平、更深層次的區域合作,共同打造開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區域經濟合作框架,就是要將中國機遇變為世界機遇,也即通過致力於亞歐非及附近海洋的互聯互通,推動沿線國家發展戰略的對接和耦合,發掘區域內市場的潛力,促進投資和消費,創造需求和就業,增進沿線各國人民福祉。正如第71屆聯合國大會主席彼得·湯姆森評價,“一帶一路”倡議是中國基於全球共同繁榮的理念提出的,與聯合國提出的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的目標一致、理念相通,是一個共贏的倡議。
 
孔子說:“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而這恰是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的精神實質,是互聯互通、合作共贏的思想解讀,集中體現了中國傳統文化思想境界的博大。
 
第四是視野的博大。一戰前夕,著名英國地緣政治學家麥金德將目光投向遼闊的歐亞大陸,第一次區分了陸權與海權的觀念,認為隨着陸上交通工具的發展,歐亞大陸的“心臟地帶”成為最重要的戰略地區,並提出了著名的世界島理論:“誰控制了世界島(即亞歐大陸),誰就能控制整個世界。”就中國而言,“一帶一路”的提出當然不是為了“控制整個世界”,而是一方面實現與沿線國家的戰略對接、政策協調和優勢互補,另一方面也是一個戰略大迂迴,在某種意義上是以回歸傳統陸權的方式形成對近代以來處於強勢的海權的對沖。由於中國巨大的國際貿易量,由於中國90%以上的國際貿易要通過海上運輸,並嚴重依賴4條海上運輸生命線,因此也面對了巨大的航路風險。所以,“一帶一路”並舉,既重新開闢歐亞大陸這一傳統的貿易主通道,規避可能出現的海上風險,也通過加強與沿線發展中國家的投資、貿易往來,有效回避與發達國家和地區的貿易摩擦。如果仍是堅持固有市場,就很容易產生摩擦。老子說:“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為而不爭。”這是最好的趨利避害。
 
 

建設“一帶一路”時要注意的幾個問題

 
“一帶一路”建設是一項長期宏偉的系統工程,如何在實施過程中確保“行千里而不勞者”?
 
第一,必須保持戰略定力。“一帶一路”並不是中國自己的事情,而是一個涉及到全球範圍內眾多國家和民族的事情。基於國際風雲的瞬息萬變,在“一帶一路”建設過程之中,必然有很多的風險和潛在的對抗因素,有些現在沒表現出來,但是隨時隨地都可能爆發。這裏既有經濟、文化的因素,也有政治、宗教、種族的因素,都有可能導致世界的動蕩變化,並對“一帶一路”的實施和全球化的發展造成衝擊。但全球化是世界未來發展的大趨勢,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必由之路,也是我們最終追尋的目標之一。而中國以歐亞大陸為重心的復興之路,是誰也不能阻擋的,我們必須保持戰略定力,不畏浮雲遮眼。同時,也要按經濟規律辦事,不能一哄而上、拍腦袋決策,要投資與效益並重。面對不斷變化的世界,咬定青山不放鬆。
 
第二,必須確保建設重點。孫子云:“散地,吾將一其志;輕地,吾將使之屬;爭地,吾將趨其後;交地,吾將謹其守;衢地,吾將固其結……”其核心要義就是針對不同的地理狀況,採取不同措施,確保建設重點。特別是“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重點方向,是從中國沿海港口過南海到印度洋,再延伸到歐洲,其建設重點如南海,以及“絲綢之路經濟帶”,中國經中亞、西亞、俄羅斯至歐洲(波羅的海);中國經中亞、西亞至波斯灣、地中海;中國至東南亞、南亞、印度洋等建設重點和節點,必須深根固柢,確保不能出問題。
 
第三,“興於貿易,成於文化”,必須打好文化流動這張牌。“一帶一路”建設最終是以文化論輸贏的,而這個“文化論輸贏”不是說中國自己獨大,而是尊重、包容各國的文化多樣性和國家文化主權,促進各民族國家文化的自由流動和創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幹事伊琳娜·博科娃所指出,“一帶一路”倡議承載着多重信息:“這是包含着交流、多樣性和跨文化對話的多重信息,也關乎着繁榮與發展。這些在當下仍然有着重要的意義。我們應當教導人們從內心珍惜各民族和各個國家的不同文化,通過對文化遺產的保護和對多元文化的支持來防止暴力極端主義的蔓延。”
 

古絲綢之路和“一帶一路”帶來的啟發

 
以歷史的眼光觀察,絲綢之路對沿線各國的貿易往來和經濟貢獻是巨大的,但相對於經濟的貢獻,它對文化的貢獻更加偉大,它促進了東西方乃至世界的文化交流,使人類相互溝通了解,並在交流碰撞中產生出奇異而豐碩的成果,使世界的和平友誼、平等互惠在這條道路上實現持久發展。文化的空前流動,必造就更偉大的文明。這是古絲綢之路給我們的啟發,也是結論。
 
一個民族,只有文化體現出比物質和資本更強大的力量,才能造就更大的文明進步。文化是創造力的源泉,文化的土壤越深厚,創新的大樹越茁壯。文化並不是一成不變的,人類文化的發展史就是一個不斷吸收並轉換文化元素、擴大文化流動的“創造的過程”。因而流動性是文化的一個重要品性,只有流動的文化才是活的文化,才是最有生命力的文化。只有承認文化的流動性,才能滌蕩腐朽的文化觀,才能實現文化的創新,才能樹立文化自信,才能促進世界文明的和諧相處。
 
流動的文化需要更為廣闊的空間來展露其勃勃的生機與活力。文化的流動性決定了它只有在創新、交流中才會有更大的發展。古絲綢之路給我們的另一個啟發是,考察一種文化是否有活力,是否有發展的可能性,關鍵就是看它流動的能力、空間和程度,如果它不再與他種文化相碰撞相流通,不再有大面積的流動,那麼它就可能停滯甚至死亡。
 
第三點啟發是,真正的文化自信是包容,而不是孤芳自賞。大唐氣象之所以彪炳千秋,為世界景仰,就是它最沒有華夷之辨,胡食、胡器、胡樂、胡旋、胡俗競相開放於世界之都長安,其恣肆縱橫、包容天下的氣概,使得我們的文化更加雄渾深厚。
 
“文化因多樣性而可愛,不因單一性而高貴”。無論是古代的絲綢之路,還是今天的“一帶一路”,都是各種文明互相借鑒的地方,一方面它推動了東西方的文化交流,另一方面也保護了文化的多樣性,使各個國家、民族的文化都得到滋養和發展,並因此而具有更多的創造性。這就是今天“一帶一路”更為重要的意義所在。
 
第四,“一帶一路”是否成功,關鍵是中國的產品包括公共產品的質量。一個民族的文明體現在各個方面,如民族精神、科學技術、法律制度、文化藝術等,但最基本的是器物,也即產品。中國歷史上開闢的絲綢之路,為什麼受到世界的重視和歡迎?就是因為我們的瓷器、絲綢等產品的質量過硬,是四大發明的先進,它們的精美和先進贏得了世界的尊重。人家願意買你的東西,買了你的東西還說你好,並敬慕你的文明和人民,說到底大部分人是因為產品,而不是因為讀“四書五經”才嘆服中國的魅力。“一帶一路”建設中,如果中國提供的產品質量不過硬,不僅港口、鐵路白建了,參與制訂的規則、制度、機構失效了,而且還會帶來不好的名聲,弄不好還遭致罵名。所以決定因素是質量,“一國產品之質量,乃一國國民之素質;一國產品之信譽,乃一國國民之尊嚴”。
 
解決質量問題是推動“一帶一路”有效實施的關鍵,是中華民族走向復興的本質內容之一,是實現中國夢的一個重要途徑。中國要邁向質量時代,要以質量贏得世界的尊重,離不開工匠精神、創新精神、企業家精神這三大精神的支撐。因此,要大力提倡三大精神,抓住質量不放,才能夠確保“一帶一路”成功實施。
 
 

王京生

 
國務院參事,文化學者。北京大學深圳研究生院兼職教授、深圳大學博士後合作導師。2013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授予“孔子獎章”,以表彰其多年來在文化多樣性和文化流動理論研究,以及推動全民閱讀、建設設計之都,實現城市文化跨越發展中所作出的卓越貢獻。
 
出版有《什麼驅動創新》、《我們需要什麼樣的文化繁榮》、《文化的魅力》、《文化是流動的》、《文化主權論》、《觀念的力量》、《文化主權與國家文化軟實力》、《文化權利:回溯與解讀》、《真理是樸素的》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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