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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經濟在樂觀中面對挑戰
The economy of Chinese mainland faces challenges in optimism
[第3411期 2018-01-29發表]

戴肇洋
 
台灣省商業會顧問、現代財經基金會顧問。日本關西大學經濟學博士修畢。歷任中華經濟研究院研究顧問,台灣綜合研究院副所長、所長兼財經諮詢委員會委員暨執行秘書,台灣經濟研究院組長,台灣競爭力論壇學會國際經濟組召集人,中華勞動與就業關係協會顧問,日本關西大學經濟政治研究中心研究員等職。
 
 
每年歲末,中國大陸按例舉行年度“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除針對現行經濟形勢進行分析外,其目的旨在為未來一年的經濟政策方向加以定調。由於此次是中共“十九大”會議結束之後及“十四五”經濟社會發展中程計劃即將開始規劃之前的首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更具有其特殊之意義。依據此次會議所揭露的訊息,其中最為受到國際社會聚焦的核心是,明確指出“習近平新時代”之下未來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方向,將會從長期以來所追求的“高增長發展”轉型為“高質量發展”運行模式。 
 

▲國家統計局1月18日發佈數據,2017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827,122億元,首次突破80萬億元大關。圖為中國海洋石油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的員工在切割海上石油平台預製鋼結構工件。(新華社圖片)  
 
事實而言,中國大陸已經邁入第13個五年計劃時期,雖經濟總量在不及30年內超“德”越“日”,甚至預估於2025年時超越美國,但在經濟快速增長的同時,其供給側卻又不斷衍生許多結構性問題。毋庸置疑,這些問題是過去計劃經濟之下所延伸的結果。因此,中國大陸將此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主軸定位為,在堅守“穩中求進”基調下,朝向“高質量發展”改革,而且自2018年開局元年起積極實施包括:防範化解重大風險、精準脫貧、污染防治等“三大攻堅”戰略,俾為所倡議的高質量發展模式打造基礎。 
 
換句話說,隨着美國奉行“美國優先”的理念,在經濟結構上利用“減稅”、“加息”等難以預測、模糊的政策,以“自身利益”為前提造成全球的政治、經濟陷入不太穩定狀況之下,相對中國大陸則是採取“共存共榮”之構想,在經濟結構上透過“加強防控風險”、“提升監管力度”等積極穩健、清晰的政策,以“穩中求進”為基調因應未來全球政治、經濟可能“劇變”之格局。 
 

堅守兩個“穩”促經濟健康發展

 
其實,中國大陸經濟改革開放之後不斷歷經結構調整,已建立頗為完整的理論架構作為基礎,在習近平提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的同時,其內部已經針對未來促進經濟能夠維穩、健康向前,必須透過加強防控風險建設提升監管力度,藉以構築一套更安定、持續的經濟體系,達成高度共識。因此,從此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內容中加以觀察可以發現,中國大陸經濟乃是在堅守兩個“穩”的基礎下運行,包括: 
 
其一,質量轉型政策的“穩”。中國大陸領導高層判斷其經濟逐漸從高增長階段轉型為高質量發展階段,未來必須持續淡化經濟增速目標。亦即推動高質量發展替代高增長思維,已成為中國大陸今後一個時期實施宏觀調控、訂定經濟政策的根本基礎。這些“質量改革”涉及許多層面,包括:房地市場、房屋租賃、國有企業等存量的改革,以及新能源、新技術、新興製造業等增量之創新。習近平於十九大後首次調研選擇製造業企業,顯示中國大陸在虛擬經濟崛起造成服務業快速增長的同時,更加對實體經濟的高度重視。 
 
其二,財政貨幣政策的“穩”。中國大陸已實施七年的財政貨幣政策組合,未來將會一脈相承持續採取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由於政策的執行是需要時間,始能呈現其實施效果,預估未來中國大陸財政協調機制及金融貨幣市場將會在穩健中持續運行,以作為支撐經濟增長的磐石。同時,不可否認,隨着經濟增長步調更進一步開放金融市場,勢必帶來更高風險,所以防範風險已列為2018年經濟工作三大“攻堅”之首要任務。至於人民幣走勢,在全球政經不安狀況下,預估2018年人民幣將會隨着全球主要貨幣於震盪波動區間中呈現雙向穩健波動走勢。
 
也因在堅守上述兩個“穩”的基礎下運行,2017年中國大陸經濟成為七年以來首次增長加速。依據中國大陸方面最近所公佈的2017年經濟增長率達到6.9%,超過外界預期。換句話說,2010年中國大陸經濟增長率在登頂後逐年走低,為讓經濟達到“維穩增長”,雖2015年之前曾經不斷透過提高財政、貨幣政策力度,但每次政策出台卻又引發後遺症,不論是房地價格飆漲、信貸攀升的泡沫,抑或是偏低效率、浪費資源的投資,這些後遺症卻讓國際社會將中國大陸經濟解讀為屬於高度風險。不過,從2016年起中國大陸開始致力經濟宏觀調控,尤其在政策上更加細緻,不再追求“經濟總量”增長多寡,反讓經濟觸底反彈,同時也使結構朝向更加穩健轉型。 
 

未來仍面臨嚴苛挑戰

 
若從目前各種經濟數據來看,雖未來中國大陸經濟前景仍存在着風險,但相對過去幾年一路下行而言,似乎逐漸苦盡甘來,其路途將會較前來得平坦。然而,國際社會卻又認為,近年中國大陸積極從事經濟結構改革,雖促進經濟體質大幅升級,但未來仍面對着許多內、外部環境的嚴苛挑戰。例如:量化寬鬆衍生金融及債務危機、傾斜發展擴大城鄉及貧富差距、高耗能及高污染造成環境惡化、盲目投資及過度競爭導致產能過剩,以及中美貿易在快速增長之同時,卻又延伸更複雜的貿易摩擦等問題,這些問題恐將危及其未來經濟增長動能。 
 
首先,金融及債務危機方面。此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決定,未來除積極打擊違法金融活動,加強建立監管制度外,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更進一步提及,將實施穩健的中性貨幣政策,“落實管控貨幣供給閘門”。其實,周小川在十九大期間曾經指出,由於企業債務偏高,家戶負債增加快速,必須防範“明斯基時刻(Minsky Moment)”。亦即在經濟長期繁榮時,因資產價格上揚導致投機貸款增加而延伸過多投機債務,將會造成投資者現金流緊縮,一旦被迫清償債務,則需拋售投資標的,造成資產價格崩跌,顯示中國大陸經濟非常接近明斯基時刻。依據國際清算銀行統計,中國大陸非屬金融體系債務佔GDP的比重從2008年的141%增加至2016年的257%,遠高過一般認知的250%。 
 
由此預估,2018年之後,中國大陸廣義貨幣供給(M2)年增長率可能被壓制在個位數,恐將無法有如過去所常見的年增長率兩位數。此一趨勢,是否導致限制金融業務支撐經濟增長力度,未來市場資金可能陷入偏緊格局,使得短期周轉利率難免上漲,甚至因呈現資金外流而提高人行基準利率,此將不利於民間投資及消費擴張,進而衝擊房市、股市動能,最後造成經濟增長障礙。 
 
其次,城鄉及貧富差距方面。儘管追求精準脫貧已成為2018年中國大陸改善社會結構的焦點,同時是各級政府的重要工作方向;但是,在執行精準脫貧政策上,並非透過慈善捐助,而是針對特定貧困地區貧困民眾精準幫扶。其實,中國大陸在推動改革開放論述上,已經將保障民眾收入納入經濟發展的議題之下,尤其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因過去所採取的外需型經濟結構無法因應未來全球經濟急遽變化,而將其調整為內需型經濟結構,其背後乃是隱含中國大陸在追求經濟成長過程中,由於資源配置扭曲所衍生的城鄉建設、區域發展與產業結構等失衡狀況,導致社會呈現貧富不均現象。 
 
亦即未來中國大陸在執行精準脫貧政策上,需要針對貧困地區聚焦力度,激發貧困民眾內生動能,同時在落實政策過程中,需要利用客觀經濟規律,導入企業力量進行實業投資,以擴增貧困地區民眾的就業及創業機會,進而協助貧困地區建立自發性、持續性發展機制。例如,已行之有年的“先富地區對口幫扶貧困地區”做法,2018年在推動“鄉村振興”列車配合下,肯定風起雲湧。因此,如何提高貧困地區貧困民眾,尤其龐大農村貧困人口增加收入,必須藉由城鎮小微企業發展作為拉抬引擎,否則難以於2020年時達到現行收入標準之下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落實社會均富發展目標。 
 
再者,產能過剩方面。雖中國大陸在政策上已經採取不再以追求“經濟總量”增長多寡作為檢視地方政府的執政成效,但卻又面對產業升級轉型無法配合問題。因此,未來中國大陸勢必持續最近兩年以來所實施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政策,避免過度競爭所帶來的產能過剩對社會及經濟造成的危害。不可否認,若要加速產業升級,改善產能過剩,也就是說去槓桿、調結構,勢必抑制中國大陸最關切的經濟增長表現。亦即未來中國大陸如何在去槓桿、調結構前提下,與追求增長之間的取捨,已成為其經濟發展模式轉型的挑戰。 
 
此外,環境惡化方面。從元旦開始上路的環保稅制,不但是其落實污染防治的嚴苛考驗,同時是推動產業體系升級之重要挑戰。此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再度提及,積極排除高污染、高耗能產業對自然環境造成的危害。然而,在其“真槍實彈”執行防治污染、減少耗能政策下,未來預估大批台陸外資廠商,會因違反環保規範,而遭到勒令減產,甚至造成部分廠商出走。若從宏觀經濟角度來看,將導致GDP的減損,如此勢必拖累經濟增長表現。 
 
另一方面,則是中美貿易摩擦方面。中國大陸是近年美國對外貿易逆差最大的國家,依據中國大陸海關總署所公佈的2017年貿易統計顯示,以美元計價的出口金額相對上年增長7.9%,達到2.2兆美元,進口金額增長15.9%,達到1.8兆美元。這是2014年以來再度呈現出口和進口同時增長,尤其對美貿易順差比較上年增長10%,達到2,758億美元,超過2015年所創下的2,610億美元,創下歷史新高。 
 

▲10月16日,中國中車長春軌道客車股份有限公司研製的美國波士頓市橙線地鐵首批列車下線。(新華社圖片)
 
雖此對中國大陸經濟有正面的貢獻,但美國認為,貿易夥伴不公平貿易行為,是造成貿易逆差與就業機會流失的關鍵,美國若要再次偉大,唯有針對不公平貿易採取抑制措施,使得中國大陸成為美國解決貿易逆差優先目標。因此,一旦美國在自我利益考量下,決定啟動“301條款”採取強硬貿易保護措施,如果引發中國大陸採取貿易報復手段,屆時恐將造成兩敗俱傷,甚至波及全球貿易,其絕非各國所樂見的狀況。亦即面對中美貿易摩擦可能升溫之下,中國大陸是否能夠積極採取包括:加強產業結構升級轉型、擴大對外直接投資、實施全球市場多元佈局、落實智慧財產保護等措施;同時,透過推動“2025中國製造”、培育自主國際品牌等策略,藉以建立競爭優勢,進而邁入產業強國之路,是未來經濟結構改革難以迴避之挑戰。 
 
很顯然地,中國大陸經濟歷經30餘年來發展,從初期的“摸着石頭過河”至近年之“全面深化改革”,其改革開放是一以貫之從未改變的路線。尤其在迎接實施改革開放政策40週年的前夕,面對經濟增速走緩趨勢之下,在十九大後,中國大陸在推動上述各項經濟改革、執行“一帶一路”等經濟突圍政策上,將會堅守此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加速改革、擴大開放基調,相對過去十八大期間勢必有更加強度的執行力道,此與近年世界貿易保護主義彌漫、反全球化運動抬頭,更加形塑頗鮮明的對比。 
 
在此同時,雖我們無法忽略中國大陸由上而下高度調控之下,致力經濟改革決心,但其過程卻又存在許多挑戰。尤其中國大陸在邁入新經濟發展時代的同時,正面對以往未曾遭遇的新環境挑戰,不論是自身轉型所需要克服的困難,抑或是全球經濟劇變所帶來的衝擊,如何“以不變應萬變”,將考驗中國大陸的智慧。相對台灣經濟而言,未來其所面對的風險也是偏高,“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與其盲目在全球經濟日益不確定性下摸索,不如掌握中國大陸經濟所提供的穩健機會之下務實求是,利用兩岸各自所具有的優勢找出可行合作的空間,共同因應變幻莫測之未來,是無法忽略的選擇。唯有如此,始能使得台灣經濟增長擺脫自我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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