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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台灣民眾的祖國認同
Comments on Taiwan people’s motherland identity
潘錫堂 [第3413期 2018-03-12發表]

潘錫堂
   現任台灣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教授,台灣輔仁大學兩岸關係與國際關係課程兼任教授。中國文化大學政治學博士修畢,曾在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做博士後研究。歷任中國海峽兩岸學術文化交流協會副理事長,北京聯合大學台灣研究院客座教授。主要作品有《中國大陸研究》、《兩岸關係研究》、《兩岸政經關係與情勢》等著作,發表學術論文四百多篇及時論數千篇。

台灣的國族/國家認同議題是台灣社會存在的最具爭議性的問題之一,自1980年代末期以來,它始終是學界熱議的課題,同時也常是選舉時的重大話題。台灣在歷經李登輝的民主化政策與台灣的本土化潮流後,台灣人的認同比例逐年增長。以台灣TVBS在2013年的民調為例,高達75%的台灣民眾自認是台灣人、不是中國人。然而台灣競爭力論壇從2013年2月起開始進行“國族認同調查”,最近的一次民調是2017年10月12日進行,顯示台灣民眾認同是中國人者,佔50.2%,否定者有44.7%;86.5%的台灣民眾自認是中華民族的一份子;兩岸如果無法維持現狀,則62%台灣民眾認為和平統一對台灣較有利。由民調趨勢來檢視,認同自己是中華民族的比例,一直保持在85%左右。何以如此?頗值探究與省思。
 

何謂國族/國家認同

    
國族/國家認同是政治心理學中的重要概念,定義複雜,就字面的意義來看,national identity 指的就是“民族認同”;然而,台灣一般將其譯為“國家認同”或“國族認同”,是指希望共同生活在一個國度下的一群人,也就是一個國家的自我定位,是經過不斷地互動、協商、學習、定義及建構而成。
 
簡言之,國族/國家認同歸根結底是指一種歸屬感,對於“我是誰?”、“我屬於哪個國家/民族?”的判斷和體認。
 
國族/國家認同還包含對民族(nation)的認識,這種認識又可分為國家/政治與民族文化(ethno-culture )兩個維度。對民族文化的情感認識是國族/國家認同的核心,其形成過程很漫長,但紮根後便很難變更。

 

台灣民眾的“文化認同”與“政治認同”

    
1990年代以來兩岸的官方與民間,都不約而同地將“認同”問題簡化為“政治認同”問題。例如,兩岸官方關於“一個中國”原則的論述,都在“政治認同”的脈絡中進行。然而,國族/國家認同至少包括兩個組成部分﹕“文化認同”與“政治認同”,兩者之間具有不可分割性,亦即“文化認同”與“政治認同”互為支援,不可分離;二者之所以不可分割,乃是由於華人社會中的國族/國家認同是透過歷史解釋而建構的。
 
那麼,“文化認同”與“政治認同”之間有何關係呢?只有放在具體而特殊的時空脈絡中,才能獲得比較周延的答案。就台灣的特殊脈絡來加以檢視,台灣民眾的“文化認同”與“政治認同”之間具有不可分割性。此種“不可分割性”,究其實質就是“文化認同”與“政治認同”之間有其“相互滲透性”,而且在多數狀況之下,“文化認同”常是“政治認同”的重要基礎,在華人社會中更是如此。因為在華人社會(包括中國大陸、台灣、香港、澳門及海外華人社區)中,國族/國家認同常透過歷史論述而建立。
 
因為“文化認同”與“政治認同”在華人社會中有其不可分割性,所以二者的斷裂就會引發台灣民眾極大的痛苦與糾結。例如,張深切(1904~1965)是日據時代台灣知名文學家,他的親身經驗很能顯示“文化認同”與“政治認同”斷裂所引起的椎心之痛。1915年4月開始,日本殖民當局在台灣推行“斷髮解纏政策”,雷厲風行,這項政策對於深深浸潤於中華文化的台灣民眾而言,真是情何以堪?就1915年那個時代的多數台灣民眾而言,留辮子是一種“文化認同”的重要象徵,當這種長期而深刻的、浸透身心的“文化認同”被日本殖民當局強制砍斷時,內心的痛苦與吶喊,可想而知。
 
那麼,為何在華人社會中,“文化認同”與“政治認同”是如此難以分割呢?這個問題的關鍵必須在歷史意識中尋找。在中華文化中,歷史意識發達甚早,遠在公元前第六世紀孔子(551~479B.C.)就有川上之嘆,感慨時間流逝之不可復返。深厚的時間感,使中華文化傳統重視“歷史的評價”,中國歷代皇帝在駕崩之後都必須面對歷史的評價而被賦予所謂“廟號”,如文帝、武帝,以總結其一生的功過。中國人深厚的歷史意識早植基於古代儒家思想之中。古代儒家的歷史思維呈現出凸顯的面向,即古代儒家常透過歷史解釋以進行自我詮釋,為“自我”在時空之流中定位,並藉由深厚的歷史知識浸透到中國人生活的各個方面之中。
 
然而,在歷史意識高度發達的華人社會中,“政治認同”常透過“文化認同”而建立。質言之,中國人常透過歷史解釋以建立國家或政權的合法性。一言以蔽之,在華人社會中,“文化認同”與“政治認同”之所以難以分割,主因在於深受中華文化浸潤的中國人之國族/國家認同,常是經由歷史論述而建構的。因此,“文化認同”具有其抽象性、理想性,與“政治認同”的具有其具體性、現實性,存在有一定程度的落差。例如,1999年3月12日在台灣的“立法院”的政黨質詢與“行政院長”的答詢中,完全體現無遺。當時新黨“立委”李慶華要求“行政院長”蕭萬長對“新台灣人是不是中國人”表態。蕭萬長表示,“在台灣的中國人,只要能認同這塊土地,一起打拼,都是新台灣人,可以共同建立新的中華文化。”這句話表面看來,就“文化認同”而言,在文化上,台灣民眾當然是中國人。但由於華人社會(包括台灣)中的“政治認同”常建立在“文化認同”之上,因此二者之間實有其不可分割性。然而,在李慶華繼續追問之下,蕭萬長又答覆,“從民族的角度來看,新台灣人當然是中國人,但從國際政治的角度來看,就不能如此簡單地回答了,因為在國際上自稱是中國人,往往被認為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民。”這句話是指,就“政治認同”而言,在台灣的文化意義上的中國人,並非在政治意義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民與公民。
 
由此可見,“文化認同”屬於長期性、浸潤個人身心的文化領域,較具抽象性與理想性,“政治認同”則屬於短期性,涉及具體的現實利益的政治領域,二者又存有相當程度的緊張性。當前台灣一般性的政治問題,以及特殊性的認同問題之根本糾結,正伏因於“文化認同”與“政治認同”之不可分割性與其相互摩擦性。
 

台灣民眾應如何調適“文化認同”與“政治認同”的糾結

    
台灣民眾應針對國族/國家認同的“文化認同”與“政治認同”之“競合性”,在理念上與行動上,採取一定程度的調適,諸如:
 
1.所謂“台灣人”與“中國人”這兩個名詞,固然在國際政治脈絡中常被視為兩個不同當局統治下的公民,但是在華人的文化與社會裏,這兩個名詞並非對立的概念,因為在華人社會裏,“文化認同”與“政治認同”之間,有其不可分割性,而且“政治認同”常常透過“文化認同”而建立。所以,在一般華人社會裏,如中國大陸、台灣、香港、澳門或海外華人聚居之社會裏,“中國人”一詞常是指“文化認同”而言,指中華文化人。
 
2.“文化認同”的抽象性、理想性與長期性,與“政治認同”的具體性、現實性與短期性構成鮮明對比,而且“文化認同”比“政治認同”更悠久而重要。所以中國歷代王朝或政府都是源遠流長綿延不盡的中華文化的過客,長則數百年,短則數十寒暑,歷代王朝或政府雖可對文化發揮局部而短暫的影響力,但絕不足以完全改變中華文化的內涵,因此台灣民眾不需要因為對短期的“政治認同”的排斥,而全盤否定“文化認同”。
 

台灣民眾國族/國家認同的演變

 
以往20多年間,台灣民眾的國族/國家認同發生了很大的變化。1989年,台灣《聯合報》率先對台灣民眾的國族/國家認同感實施調查,民調結果顯示,有超過半數的受訪者,自認是“中國人”(52%),而將自己視為“既是中國人,也是台灣人”的比例有26%,自認“僅是台灣人”的則只有16%。
 

▲歷代王朝或政府雖可對文化發揮局部而短暫的影響力,但絕不足以完全改變中華文化的內涵。圖為台灣高雄六合夜市。六合夜市已有近60年的歷史,人氣和知名度一直位列台灣夜市前列。(新華社圖片)
 
台灣的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自1992年以來展開民調,來分析台灣民眾的國族/國家認同問題。該中心的民調顯示,“既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的認同的趨勢,一直到2008年才開始低於“台灣人”的認同,此後二者的差距越來越大。“台灣人”的認同,從1992年的17.6%上升到2013年的57.5%。而“既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的認同,在2013年也下跌到36.1%。至於純粹是“中國人”認同的比例,只有在1992年、1993年高於“台灣人”的認同,接着就不斷下降,而“中國人”認同到了2013年只剩下3.6%。
 
其實,政大的民調提供了三個選項給受訪者:那就是“台灣人”、“既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中國人”,比起其他的民調僅提示“台灣人”與“中國人”二分法的選項,使得政大的民調數據與其他的民調結果,形成一定程度的出入。
 
儘管民調結果可能會有機構效應,若先以支持“統一”的台灣《聯合報》的民調分析來檢視,“台灣人”認同從1989年的16%一路增長到2009年的69%;顯然,“台灣人”認同是一個長期的大趨勢。另外,從台灣TVBS自2000年以來的國族/國家認同的民調來看,2009年的認同調查數據與台灣《聯合報》的數據69%,只相差3%,可謂在正負5%的誤差範圍之內;數據的確呈現,“台灣人”認同在台灣呈現絕對的優勢。根據台灣TVBS的民調數據,“台灣人”認同在2009年以後穩定在70%以上,2013年來到75%;“中國人”認同在2009年以後,始終在10%~16%之間徘徊。而台灣TVBS依據年齡作為區分的2013年國族/國家認同調查,數據顯示,越年輕的台灣民眾認為自己是“台灣人”的比例越高;而40歲~49歲之間與50歲~59歲之間,這兩個年齡層自認為是“中國人”的比例比較高。其中原因應該跟李登輝上台以來力推台灣民主化與本土化的同時,挾帶並引發的“去中國化”之分離分裂效應,可謂息息相關。
 
為了較好地、相對客觀地調查台灣民眾的國族/國家認同感,台灣輿論調查公司“台灣指標民調”(TISR)於2014年10月6日至9日,向居住在台灣22個縣市的1072名受訪者進行了電話民調,基於這批調查數據,並輔以政大選舉研究中心與亞洲民主動態調查的民調結果,研究者對台灣民眾的國族/國家認同進行了全面考察。發現自20世紀90年代初,該中心開始對台灣民眾所進行的國族/國家認同之民意調查,25年之後的2014年民調結果之趨勢顯示出現很大的改變。2014年的民調數據顯示,超過60%的受訪者自認是“台灣人”,而將自己視為“中國人”的受訪者比例大幅下降至10%以下。另外,自認“既是中國人,也是台灣人”的受訪者比例,也從1992年的46.4%降至33.7%。“台灣指標民調”也得到相類似的結果。然而,研究者認為,雖然這批數據顯示大部分台灣民眾僅自認為“台灣人”,但是仍有三分之一的台灣民眾並未放棄“中國人”的身份認同。有鑑於此,研究者在調查問卷中加入了一個新問題:“從血緣與文化來看,你認為自己是哪國人?”受訪者的回答馬上出現較大的變化。這時,有53.8%的受訪者自認是“中國的一份子”,有25.2%自認“既是中國人,也是台灣人”,再加上將自己定位為“中國人”的受訪者(3.2%),一共有超過80%的受訪者對自己的“中國人”身份表示認同。
 

如何形成台灣民眾的國族/國家認同

 
值得進一步關注的是,究竟台灣民眾的國族/國家認同感是如何形成的?
 
第一是,中國大陸與台灣現階段在全球社會地位的興衰,使得不少台灣民眾逐漸不再使用“中華民國”的稱謂,而較習慣在全球社會使用“台灣”的名稱,用以強化在全球社會中“台灣”的認同感。
 
第二是,對“統獨”的看法,也影響着台灣民眾的國族/國家認同。政大選舉研究中心2014年的問卷調查結果顯示,選擇“維持現狀,留待日後解決”與“永遠維持現狀”的受訪者最多,二者相加後接近總人數的60%。以下依次為“偏向獨立”(16.4%)、“偏向統一”(7.4%)、“堅決獨立”(4.7%)、“堅決統一”(1.7%)。另有14.2%的受訪者並未作答。對調查數據的回歸分析顯示,獨立傾向較強的受訪者,更傾向於自認“僅是台灣人”。
 
第三是,台灣民眾的國族/國家認同尚取決於他們對中國大陸的政府與人民的態度。民調顯示,對中國大陸的政府與人民抱持有好感的台灣民眾分別佔12%與22%。回歸分析也顯示,對中國大陸的好感越少,就越傾向於對“台灣人”的身份保持強烈認同。
 
正因如此,研究者最後對台灣文化的影響力進行了分析。根據東亞民主動態的民調數據,儘管“去中國化”與民主化在台灣推行多年,但台灣民眾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認識依然與大陸民眾高度趨同。這一發現充分體現了,大多數台灣民眾之所以不強烈排斥“中國人”這一身份認同,主因還是在於兩岸之間切不斷的同源文化。當政治、地理環境等外生因素不斷將台灣推離大陸時,民族文化此一內生因素卻發揮着一定程度的反作用。可見受歷史因素影響的台灣民眾的國族/國家認同及其成因,可謂相當複雜。
 

當前台灣民眾的國族/國家認同之趨勢

    
台灣競爭力論壇近5年持續進行並發佈“國族認同”調查,共進行15次,調查結果體現出一項事實,即當前台灣其他單位所採用的“中國人”與“台灣人”的問卷設計,誇大了台灣民眾認同或支持台獨的比例。其調查結果顯示,先提示兩岸民眾具有共同血緣、語言與歷史文化,則台灣一直有不低於85%的人,自認是中華民族的一份子。在肯定了“中華民族一份子”的身分之後,再去問受訪者是否“中國人”時,自認是“中國人”的比例就大幅增加,且多過否定自認是“中國人”的比例。例如,最近一次由該論壇發佈的民調是2017年10月12日,民調結果顯示50.2%認同自己是中國人,高於2015年9月馬英九主政時期的47.7%,也比2016年6月蔡英文上台後的46.8%有所增加;也有86.5%的台灣民眾自認是中華民族的一份子。
 
值得注意的是,蔡英文上台至今已一年半,兩岸始終未打開僵局,而台灣民眾的中國人認同不僅未見弱化,反而有過半數的人自認是中國人。由該論壇的民調趨勢發現,2015年9月的民調,在馬英九執政的後期,中國人認同的比例是47.7%,不認同是中國人者,佔46.9%;而2016年6月的民調,在蔡英文甫上台不久,當時中國人認同有46.8%,不認同是中國人者有45.8%,這兩次的中國人認同都呈現低點且瀕臨“死亡交叉”。然而,2016年10月、2017年4月及2017年10月這三次的民調均在蔡英文主政期間,中國人認同的比例均回升到50%以上,並未出現墜崖式下降,其原因與意涵為何?
近5年台灣競爭力論壇所作之民調,中國人的認同有兩次接近“死亡交叉”,是2014年“太陽花學運”以來“恐中”所帶來的後果,堪稱“主震”;馬英九主政後期與蔡英文主政初期,則是“恐中”的“餘震”。但蔡英文上台一年半以來,台灣民眾的中國人認同已恢復到常態,對兩岸關係而言,可視為可喜現象。從最近這一次該論壇的民調結果來看,有86.5%的台灣民眾自認是中民族的一份子,非華族者只有7.5%。由整個大趨勢來看,認同自己是中華民族的比例,始終保持在85%上下;也有66.7%受訪者認為採取“泛中國人認同”來面對兩岸關係,可以確保台灣利益,也有利於兩岸的和平發展。
 

結論、啟示與建議

 
首先是,雖然近年來受“去中國化教育”影響,復以“太陽花學運”激發反中情緒的變本加厲,不少人認為“台灣人”與“中國人”已被切割為對立的身份認同圖騰,同時也認為自己是中國人的比例大幅下降。其實,即使台灣社會有類此氛圍,但仍有過半數的台灣民眾自認是中國人,包括30歲以下所謂“天然獨”世代在內。民調顯示中國人認同與台灣人認同並未大幅走向互斥排他,即使近來排他性在增加中,但受訪者認為二者相容者,仍有半數。
 
其次是,從民調大趨勢來檢視,台灣民眾認同自己是中華民族的比例,一直保持在85%左右,顯見民族認同並非政治力所能扭曲。其中雖然文化、血緣扮演重要成分,但中國大陸力推的“中華文化復興熱潮”顯然產生一定的功能,甚至可能轉化為政治認同的很大助力。尤其,台灣民眾的中國人認同,特別是中華情感,仍十分穩定且強烈。由此可見,兩岸的情感之相容性,彼此的樂觀面、情感與身分認同的相容性,遠比表面看到的要更深厚穩固。
 
李登輝時期以後,台灣民眾的國族/國家認同出現明顯的分歧化,泛綠營所作的民調,台灣人與中國人的認同常會呈現差異甚大的比例,因為在政治認同上,台灣與中國是對立的兩個選項;而且年齡層越低,國族認同越弱,認同台灣而排斥中國的強度也越顯著。例如,台灣競爭力論壇2017年10月12日發佈的民調,在20歲~29歲族群中,71%否定是中國人,30歲~39歲也有50.2%否定是中國人,較其他年齡層都高出很多,可見“去中國化教育”對台灣年輕世代造成明顯影響,培養出“天然獨世代”。而這次民調也顯示,年齡越輕來過大陸的比例越低,20歲~29歲來過大陸的比例只有17%,顯著低於其他年齡層,這也相當程度說明了該年齡層為何台獨傾向偏高的原因,是因為沒有來過大陸,再加上“去中國化教育”所導致。因此,若要改變台灣年輕世代的“天然獨”,可考量採取鼓勵他們多來大陸走走看看的做法,如此可讓他們多接觸並實際體驗大陸真實周延的訊息,以眼見為憑具體感受到大陸的快速發展與壯大繁榮,這樣他們就比較可以體會到台獨是不可行而和平統一是大勢所趨。
 
總之,若有人仍堅採兩岸的對立及身份認同的對立之僵化思維,則在大陸政經實力不斷提升,兩岸量體差距越來越懸殊的此時此刻,讓“台灣人”與“中國人”互不相容,甚至成為對立仇視的排斥認同,則只會讓台灣的處境更加艱難與更邊緣化。因此,台灣民眾要有一個堅定的信念,那就是:我既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這兩個身份認同,從來就不是、也不應該是衝突、對立的身分認同!要加強訴求這兩個認同的相容性,讓兩岸一家親地和樂融融、融合發展,攜手共創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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