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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模式走到盡頭了嗎?
石立剛 [2015年23期 2015-11-16發表]

廣東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試驗田,30多年來一直是中國經濟增長的火車頭。但時過境遷,現在廣東的發展動力似乎日見枯竭,而又無法培育出新增長點。並且從目前來看,國際上不利因素有進一步惡化的可能。比如,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貿易區即將粉墨登場了,而中國不是其中成員。總之,種種迹象表明廣東很可能慢慢走入中等收入陷阱,必須趁早籌謀對策;不然,這一不幸終成現實。事實上廣東正是中國的縮影,所遇到的問題也是中國的問題。本來中華民族有大智慧,幾千年前,先哲便告訴我們:窮即思變,變即通,通即久。因此中國時局恐怕不變不成,即中國的前途取決於深化改革。

▲廣州港南沙汽車碼頭接卸進口汽車滾裝船。圖為“夢幻蘭花”號滾裝船停靠在廣州港南沙汽車碼頭卸貨。(新華社圖片)

廣東已有的發展模式

先研究廣東30多年來經濟高速增長的原因,即研究廣東的發展模式。實際上,廣東發展模式的存在性和中國發展模式的存在性是同樣的。學術界對中國發展模式的存在性一直分歧很大。但如果對中國30多年走過的高速發展道路進行高度總結,抽象出其獨特性,肯定是能做得到的。那麽這些獨特性就可稱之為中國發展模式。從這種意義上說,中國發展模式肯定存在。當然,這樣總結出來的發展模式存在歷史印記。我們也是從這樣的層面來研究廣東發展模式。實際上,廣東發展模式內含以下幾個維度:

其一,得改革開放之先,即制度創新是廣東發展模式的第一維度。由於廣東是中國改革開放試驗區,率先進行市場化改革,因此廣東成為了全國具有很高集聚效應的發展高地。

其二,鄉鎮企業異軍突起。這是中國發展模式最顯著的特點,最顯中國特色,當代經濟學理論也無法解釋。

其三,實行向外型經濟發展戰略。特別是以“三來一補”和“前店後廠”模式著稱於世。

其四,具有毗鄰港澳的區位優勢,成為大批的港澳產業轉移基地。並且,粵港澳同屬嶺南文化圈,有利於港澳成功的發展經驗在廣東擴散。
上述四個維度可概括為廣東發展模式,學術界對此認同性也很高。但筆者研究發現,此中遺漏了廣東發展模式最本質的東西。實際上,能解釋鄉鎮企業成功的原因,就能揭示廣東發展模式,乃至中國發展模式的內在本質。那麽鄉鎮企業為什麽能成功呢?事實上,這完全是特定時代的產物,即是綜合了經濟、社會、文化信仰上有利因素的產物。也就是說,鄉鎮企業之所以成功,原因在於:

其一,農村經濟制度改革成功地破除了計劃經濟對農民的固有束縛,激發了他們的創新創造力。

其二,改革開放前實行了全國普及初中教育,為後來的鄉鎮企業發展培養出了大批高素質的工人。

其三,雖然農村集體經濟制度有諸多弊端,但正好為後來的鄉鎮企業發展訓練和鍛煉出了大批管理人才。早年鄉鎮企業管理層大多都有農村幹部的背景便是有力的佐證。

其四,土地集體所有制度也為鄉鎮企業部分固定資本快捷和低成本形成起決定性作用。這正是為什麽鄉鎮企業能異軍突起的原因之一,也是中國發展模式的顯著特點。

其五,改革開放初期,國民對社會主義有堅定的信仰,普遍具有公而忘私的奉獻精神。這既是鄉鎮企業家敢於冒險創新的精神支柱,也為鄉鎮企業提供了勤勞、能幹而低報酬的勞動者。實際上,文化信仰在發展模式中屬於最本質層面的東西。眾所周知,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揭示了文化信仰對社會發展的深遠意義。這一思想也不斷地被社會實踐所證明,並不斷得到認同。

總之,廣東發展模式有改革開放元素,也有改革開放前積累起來而未能產生作用的元素,即包含有經濟、政治、社會、文化信仰等諸多元素。這些元素本質上是外生的,並非經濟系統內生的。

正面臨嚴峻的挑戰

然而廣東在改革開放走過多年後,即經過30多年高速發展後,發展情況今非昔比,時過境遷。在廣東發展模式中,一些原本已有要素的作用功能正在弱化或已經失效。目前廣東經濟發展正面臨嚴峻的挑戰。

從國內來看,廣東進一步發展的環境已經發生新的變化。首先,政策區位優勢已經明顯弱化,即廣東作為全國改革開放試驗區的角色正在減弱或轉變。中國正進入全國範圍內深化改革的時代,先試的角色轉由上海浦東擔當,如浦東的自由貿易區。其次,國內商品市場已非賣方市場,而是產品相對過剩的買方市場。這意味着市場競爭日益激烈,產品成本已經成為企業生存的剛性約束。因此,廣東下一階段的發展將面臨高素質人才資源、資本資源和自然資源稀缺的剛性約束,特別是創新力不足的剛性約束。再次,廣東省特別是珠江三角洲的生產要素已經大幅度升漲,而房地產泡沫化使這一事實進一步惡化。因此,廣東省特別是珠江三角洲內勞動密集型企業的生存受到嚴重威脅,和中西部地區相比較,其已經喪失了比較優勢。顯然,“三來一補”和“前店後廠”模式已經走到盡頭。最後,市場體系不完備,嚴重欠缺市場經濟運行的支撐環境,具體表現在:(1)現有產權的界定原則和效率原則相背離,產權股權交易市場很不健全,中國股市完全無效率。(2)未能為勞資雙方討價還價建立起保障公平正義的平台,致使勞資糾紛頻頻發生並日趨嚴重化。(3)社會制度約束功能弱小,未能建立起公正權威的法律系統,以致市場主體投機和尋租行為嚴重,欺詐盛行,甚至官商勾結,掠奪成性。(4)社會信仰缺失,因而道德倫理約束力更小,致使欺詐、假劣商品風行一時,嚴重損害了經濟預期的穩定性,令市場交易成本激增。

▲廣東換“結構調整跑道”經濟企穩回升向好。在廣東珠海格力電器的廠房內,機械手臂進行自動化操作。(新華社圖片) 

從國際來看,廣東發展也面臨嚴峻的挑戰和考驗。第一,貿易保護主義有興起之勢,並且歐美還處於這次經濟危機的恢復之中,表明廣東今後發展將面臨更嚴峻的國際市場。第二,東盟國家也在崛起。由於他們產品結構和廣東處於同一水平,導致國際市場上勞動密集型產品競爭更加激烈。第三,由於國際消費結構變遷,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國際市場容量正在遞減。第四,目前國際產業結構調整,特別是港澳地區的產業結構調整已經告一段落,以同樣的方式引進外資日益困難。因此,廣東下一階段發展必須突破現有發展模式。第五,越南、馬來西亞等國成為TPP成員國,進一步弱化廣東產品的國際競爭優勢,特別是在美、日的競爭力。

抓住契機  再創經濟發展新優勢

先研究重建海上絲綢之路能給廣東帶來怎樣的契機。所謂海上絲綢之路,顯然內含三大要素:海上、絲綢和路。海上意味着必須以港口為樞紐。絲綢曾是中國獨有的產品,而絲綢服飾對人類具有巨大的消費引力。路則是通向東盟、南亞、中東等等這一巨大市場的大通道,即路的背後是一個佔世界人口一半以上的巨大市場。因此重建海上絲綢之路能給廣東帶來什麽契機,只能從這裏尋找。那麽,怎樣抓住重建海上絲綢之路的契機,再創廣東發展新優勢呢?

其一,眾所周知,廣東有三大優良深水港口群,分佈在粵東、珠江三角洲、粵西。因此重建海上絲綢之路,必使廣東以內陸省份為縱深腹地,成為關鍵的橋頭堡。即此舉為廣東形成新區位優勢提供了機遇。在過去30多年來,廣東由於具有毗鄰港澳的區位優勢,而助力騰飛。顯然,這一新的區位優勢具有更大的勢能。並且廣東是外貿大省,在歐美市場由於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和這輪危機的影響而萎縮的情況下,新的海上絲綢之路無疑將為廣東開拓出一個更大的新的市場,因而推動經濟健康發展。

其二,由於生產要素價格大幅度升漲,特別是房地產泡沫化,珠江三角洲面臨着產業轉移和升級的嚴峻考驗。如果不能破解這一困局,必將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對廣東來說,最佳的結果是珠江三角洲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向其他地方轉移。但從目前來看,效果不理想。即珠江三角洲“騰籠換鳥”並不成功。籠騰不出,新鳥也不來。實際上,產業轉移有其內在規律,不以人類的意志為轉移。粵東、粵西地區相對於珠江三角洲來說,某些生產要素價格較低,但也有弱勢,例如遠離市場、市場發育落後甚至治理體系落後等等,從而增大發展成本。即粵東、粵西地區相對於珠江三角洲來說,有形的生產要素價格較低,但無形成本較高。不然,在利潤驅動下,珠江三角洲的勞動密集型產業便向粵東、粵西地區轉移了。顯然,重建海上絲綢之路使粵東、粵西地區能更便捷地面向市場。並且必須抓住這一契機,全面深化改革,降低經濟運行的制度成本,順利完成廣東產業轉移和升級。

其三,之所以有絲綢之路,正因為絲綢曾經是中華獨有的商品,並且具有巨大的需求力。即絲綢引來了“路”,而隨“路”擴展又進一步增強對“絲綢”的需求力,再促使“路”進一步拓展。因此新絲綢之路能否成功,取決於中國社會的創新創造力,即能生產出具有競爭優勢的產品,形成巨大的需求力。顯然,抓住重建海上絲綢之路的契機,再創廣東發展新優勢,關鍵在於成功構築出一個激勵社會創新創造力的有效機制。當然,怎樣構築這一機制確實是一項系統工程。具體對策請見《孔子人性論、君子人格、以及一種人類文明發展的內生機制》。

其四,根據新內生經濟增長理論可知,經濟增長取決於創新力和社會產品,隨着經濟發展,社會產品成本會不斷提高,但必須與社會創新創造力相匹配,不然增長將結束。詳細論述請見筆者的《中國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嗎》。因此,要再創廣東發展新優勢,也必須加大對社會產品成本增長的調控力度,特別是對房地產價格調控,堅決杜絕投機炒作而泡沫化。不然,廣東將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眾所周知,創新力不易培育,而社會產品成本易於升漲。

▲從無人工廠到跨國巨頭:一份來自珠三角的“中國製造2025”行動報告。左圖:佛山盈特集團有限公司傳統衝壓車間工人在高溫下作業。每台這種傳統衝床需要4名工人操作。右圖:該公司完成自動化改造的連續機械手衝床生產線上,六台大型衝床只需兩名工人管理(拼版照片)。(新華社圖片)

其五,通過制度創新,降低市場運行成本,重構制度區位優勢。實際上,制度資源是經濟發展不可或缺的資源。制度資源指:在存在市場交易成本的條件下,通過制度安排,在制度功能(包括配置功能、激勵機制、約束機制、保險功能)作用下,降低經濟組織的協調成本,增加收益。確切地說,這些制度包括:一套以章程和規則為形式的行為約束;一套從章程和規則出發的檢測偏差程序;一套道德倫理的行為規範。這些規範限制了規定和實施規則的約束方式的輪廓。具體來說,西方市場經濟系統有以下的的支撐環境:第一,信仰基督教,形成了一種罪感文化。基督教是一種博愛、高尚的宗教,把天堂建在人們心中。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揭示了新教倫理對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深遠意義。我們也證明了西方勃興的創新創造力,根源也在此,請見《中國離諾貝爾獎有多遠》。第二,完善的法治體系。在西方,守法既是義務,也是尊嚴和信譽所在。法律已經內化於人們的行為之中,規範着人們的各種行為,特別是經濟行為,違法便有罪惡感,並受到應有的懲罰。而在中國,法治剛剛起步,權大於法、有法不依、執法不嚴等現象普遍存在,屢見不鮮。第三,民主政制。這一政治體系能有效地約束權力,從而有效地避免官商勾結,掠奪弱勢群體。並且有發達的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非官方社會組織,為供給和需求雙方、廠商和勞工之間構築了討價還價的平台,如工會、消費者協會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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