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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2外媒速覽
No.3412 Highlight of Foreign Media
[第3412期 2018-02-12發表]

美元持續疲軟是利好嗎?

 
2017年初,即唐納德·特朗普就任總統前,美銀美林集團的一項調查發現,基金經理普遍認為,對美元持積極態度是“最擁擠的交易”。事實證明他們的謹慎是正確的。在貿易加權的基礎上,過去一年,人民幣對其他主要貨幣的匯率下降了9%。
 
目前還不清楚特朗普政府對此的看法。但在最近的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美國財長史蒂芬·努欽表示:“顯然,美元疲軟對我們有利,因為它關乎貿易和機遇。”離開“強勢美元”的立場,對市場而言是不尋常的。適時,美元應聲下跌。隨後,特朗普發表聲明,支持強勢美元的長期走勢,從而引發了反彈。但自去年4月,特朗普就一直稱美元“過於強勢”,市場對此表示理解困惑。
 
更讓人困惑的是,政府正致力於消除貿易逆差。但最近提出的一攬子減稅措施,將提振內需、促進進口,使赤字更糟。在經濟衰退期間,貿易赤字往往會下降,但這不是一個理想的結果。因此,在保持經濟繁榮的同時,美元可能需要大幅貶值才能削減赤字。
 
如果美元像上世紀80年代末或21世紀初那樣,將經歷長期的疲軟,那對金融市場意味着什麼呢?分析認為,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美元疲軟的原因。如果與美國經濟的壞消息有關,那麼這通常對股票不利,對政府債券有利。如果疲軟反映了新興市場的繁榮,則相反,將為投資者帶來新的機遇。
 
目前,美元的疲軟似乎與全球經濟的反彈有關。這也解釋了為什麼股票市場在2018年開始高漲的情緒。正如努欽所言,美元走弱有助於美國的跨國公司發展。這不僅使它們的出口更具競爭力,而且它們以美元計價的海外收益也將增值。美林集團表示,在第四季度,68%的企業海外銷售額高於分析師預期的利潤和銷售額。
 
儘管股市表現強勁,但國債價格一直在下跌(換句話說,收益率一直在上升)。這可能表明,外國投資者需要更高的回報,才能說服他們將資金投入貶值的貨幣。另一種解釋是,美國債券投資者認為,更強勁的經濟增長最終將導致更高的通脹,並要求更高的收益率來補償。
 
而對於世界其他地方呢?疲軟的美元意味着堅挺的歐元,因此,在歐洲,財政狀況是一樣緊縮的。歐洲央行行長馬里奧·德拉吉在1月25日發表了一些有關匯率無序走勢,及它們對金融和經濟穩定負面影響的尖銳言論。他對貨幣政策的態度比投資者預期的更為溫和:歐洲央行不希望歐元走得太遠、歐洲的政府債券收益率也在上升,金融狀況呈收緊態勢。另一方面,對發展中國家而言,美元貶值意味着生活會更容易一些,緊盯美元的貨幣政策對這些國家而言是常態,當下美元走軟給了各國降息的空間,有助於促進經濟的增長。
 
當然,若這種狀態持續太久,所有趨勢可能會逆轉。當大量資金流入新興市場,國內經濟過熱,會使出口商在面對估值過高的貨幣時缺乏競爭力,從而導致最終的危機;當國債收益率上升到足夠高的水平,將促使資本重新流向美元,同時債券收益率的大幅上升將給經濟增長帶來壓力。
 
―《經濟學人》 2018/1/31
 

金融市場波動無關保護主義

 
保護主義和日益增長的全球貿易戰威脅,近乎是未來一年投資者最擔心之事。但從金融市場角度看,這些擔憂可能過頭了。分析認為,市場即便出現修正,更大的可能也是因為債券收益率不斷上漲、通脹飆升、過度拉伸倉位的清除或是企業獲利未能達到樂觀預期,而不是貿易爭端。
 

▲2月5日,紐約股市三大股指大幅下挫,其中道瓊斯指數大跌逾1100點。圖為交易員在美國紐約證券交易所工作。(新華社圖片)  
 
當然,或許市場已經在修正了。本週10年期美債收益率升破2.70%,股市對此作出反應,創下自去年5月以來的最大兩日跌幅。但並不意味着,有特定領域和企業不會受到各國對其他國家商品和服務徵收關稅、實施進口限制和反傾銷等懲罰性措施的衝擊,雖然為保護主義潛在影響定價可能很有挑戰性。
 
然而,自特朗普打着“美國優先”的口號入主白宮以來,國際上圍繞貿易問題卻奏出了不和諧的音符。據監測國家干預狀況的全球貿易預警,自那之後美國就實行了比全球其他任何國家都更為“有害的”貿易干預手段。
 
美國商務部長威爾伯·羅斯和美國財長史蒂芬·努欽就在達沃斯論壇上將美國有關國際貿易的立場講得一清二楚,那就是:“美國優先”,全世界其他國家最好接受。美國日前決定對進口洗衣機和光伏面板徵收新關稅,亞洲出口商首當其衝。投資者擔心這會引來報復性措施,而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和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等多邊貿易協定的前景也風雨飄搖。
 
但摩根大通分析師表示,美國數十年來不斷與其他國家發生貿易糾紛,所以對市場的廣泛影響微乎其微。自1980年以來,美國企業每年平均向美國商務部提交50份訴狀,針對兩種貿易救濟措施:反傾銷措施和反補貼措施。數據顯示,每年受調查案件的美元價值僅相當於美國整體進口額的0.4%,比例“極小”。根據關稅情況,這一比例最終還可能更低。
 
貿易爭端會追隨經濟大潮起伏:即在經濟衰退期較多,在擴張期較少。由此來看,隨着全球經濟經歷數年來最強勁增長,全球貿易增長加速,或許2018年的貿易爭端不會很多。  
 
即便如此,預期將對市場造成的效應或許多半早已反映在當前的資產價格上。正如國際金融協會所稱,自從特朗普於2016年11月當選總統以來,許多對美國持有龐大貿易順差的國家股市表現相對遜色。最顯著的例子就是墨西哥及加拿大。美國威脅這兩國將退出北美自由貿易協定。
 
在過去一年的多數時間裏,相比歐元區跨國企業,美國跨國企業的表現也相對遜色;僅在去年底因為特朗普的稅改方案顯然將在國會過關,才開始縮小落後的差距。與此同時,在寫下歷來最佳年初表現之一並創出紀錄高位之後,全球股市走勢終於出現搖晃。有分析認為,這與債券市場的收益率高升有關,但可以確定這和貿易摩擦毫不相關。
 
―《路透社》 2018/2/1
 

認真對待特朗普的移民計劃

 
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已做了共和黨近十年來一直迴避的事情:他概述了廣泛移民改革的可能性。
 
特朗普的移民框架並不完美。但是,該框架被黨內極端勢力批評,這一事實應被視為是希望兩黨討論的基礎。出於這個原因,民主黨人應該更嚴肅地對待這個提議(而不是嘲笑)。
 
可以肯定的是,特朗普的框架有很多問題,如他堅持要浪費250億美元修建一個阻隔系統,特別是對難民的限制。但在其他方面,這個計劃是一個進步。對於“夢想者”來說,任何不能給予公民身份的途徑都是極不公平的。而且,從原則上講,正如特朗普所提議的那樣,用解決勞動力短缺的規則來取代美國對家庭團聚的重視,是很有經濟意義的。
特朗普建議對家庭贊助的限制與早先的藍絲帶委員會的建議一致,並沒有在旅行和通信變得更經濟實惠之前表現得那麼苛刻,如一種基於技能的新系統也可以為那些擁有廣泛家庭關係的人加分。結束多元化的簽證抽籤計劃已經是過時了。
 
然而,關鍵的問題是,這些變化將在多大程度上影響移民的總體規模。將家庭贊助與經濟標準的平衡傾斜是一回事,而尋求一個整體上限制合法移民的體系則是另一回事,這就意味着該策略是錯誤的,尤其是在美國工業和企業渴望合格工人的時代。當前,總體移民計劃的影響將取決於政府設定的數字上限,以及如何處理近400萬份家庭資助簽證的積壓問題。
 
雖然,政府在這方面的意圖表現可疑,但以此為基礎,兩黨善意合作將有助於解決這些問題。需要強調的是,在一個半正派的世界裏,“夢想者”的命運甚至都不會被談及。遺憾的是,事實就是如此。如果能就這一問題的公正解決達成務實的協商意見,再加上為國家服務的移民新規定,它就應該受到歡迎。不管是否有意,特朗普的提議引導了正確的方向。
 
―《彭博社》 2018/1/29

 

歐洲該如何應對中國經濟崛起?

 
唐納德·特朗普的保護主義是一個死胡同。沒人真的認為關稅壁壘可以減少貿易赤字。然而歐盟發現自己正處於進退兩難的境地:如果不斷崛起的新興經濟體、特別是中國,正在打入歐洲市場,歐洲該如何在不求助於保護主義的情況下實現發展呢?
 
歐盟需要重新調整自己與中國的經濟關係,這一關係目前明目張膽地缺乏互惠。儘管中國基本上保持對商品開放的市場,但它對服務業不那麼開放,對投資更是如此。
 
應該承認,中國沒有公然違反世界貿易組織(WTO)規則。但是,中國對於其在世貿組織的現狀的捍衛是歐洲無法接受的,因為中國在2001年底加入WTO時實行的規則已不再適用。
 
這就是為什麼歐盟正在推動某種形式的進攻型多邊主義,使其能夠獲益於自己的比較優勢,最重要的是在WTO不適合處理的一系列問題上抓住主動。這些問題包括國家補貼、國有企業財務狀況的不透明以及外國投資障礙。
 
矛盾的是,歐洲對中國的不滿與美國對中國的不滿完全脗合。但是,大西洋兩岸對付中國所構成的挑戰的方式非常不同。歐洲人傾向於出台更多規則,即所謂的“WTO+”框架。與此形成反差的是,儘管特朗普在達沃斯對全球貿易的論調有所緩和,但美國行政當局優先考慮的是雙邊協定。歐盟希望制定更多規則,而特朗普想要更多成果。
 
因此,風險在於,歐洲發現自己被夾在拒絕多邊主義的美國和傾向於維持現狀的中國之間。為了化解這種威脅,如果歐盟成員國想要對中國有任何影響力的話,它們必須與歐盟委員會協調立場。這就是法國總統埃馬紐埃爾·馬克龍訪華的邏輯。
 
在戰略投資方面,歐洲面臨的危險格外明顯:如果歐盟不建立泛歐洲法規,如何實現技術的保護將成為難題。好消息是德國已經準備放棄對自由貿易信條的執念,轉而接受法國的立場,即有必要阻止中資以任何形式控制歐洲的戰略資產。在這方面,各國政府和布魯塞爾之間的相互合作也至關重要。
 
另一項挑戰是避免某些國家與個別歐洲國家達成基礎設施協議,因為單邊的貿易協議,將危及歐洲企業。歐盟需要推動中國加入WTO的政府採購諸邊協議。
 
最後,就向跨國企業徵稅而言,還有保護的挑戰。在這方面,歐盟與美國處於競爭關係。歐洲國家的稅收收入必須得到保護,以免受到普遍的全球稅收優化的影響(即企業尋找那些提供最低可能的稅收水平的司法管轄區)。
 
―《金融時報》 2018/2/2
 
   (編譯:李萌)
(以上文章觀點屬於原刊發媒體作者所持,不代表本刊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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