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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6外媒速覽
[2018年8期 2018-04-23發表]

更加開放和多樣化的新德國即將到來

 
德國正進入一個新時代。它正變得越來越多樣化、開放、友好、新潮。
 
乍一看,這似乎是個荒謬的說法。國際輿論對德國的評價是一個“國民焦慮、政治停滯”的國家。德國總理安格拉·默克爾成為歐洲歷史上在位最長時間的政治領袖,她的思想體現了德國傳統的嚴謹。去年9月的選舉中,支持德國極右翼勢力選擇黨(AfD)的票數激增,致使默克爾不得不花6個月的時間來重新組閣。對保守的外國觀察家來說,德國是魯莽難民政策的代名詞;對其他人來說,它是負債累累的歐洲南部國家。
 
但從長遠角度來看,25年的德國戰後過渡已經實現。首先是重建時代。然後,從1960年代末,聯邦共和國開始坦誠其戰爭罪行。最新的階段是從1990年代開始,兩德統一,再次成為一個健全國家。現在,歷史的車輪再次轉動,默克爾時代已經接近尾聲。許多關於這個國家特徵的定義,如種族和文化同質性,墨守成規和保守的社會,外交政策上的無為思想等,都突然發生改變。
 
最大的變化來自默克爾對難民的“門戶開放”政策,這在2015~2016年為德國帶來了120萬的新移民,過去追求同質性的德國開始變得具有包容性。對公民的定義不再局限於民族,國籍成為新的定義標準。父系文化正被男女平等替代:過去15年間,適齡女性就業的份額已從58%上升到70%。離婚率增加、結婚率銳減。即使是中小型企業也可以採用顛覆性的技術,如人工智能。長達半個世紀無國外軍事行動,直到1999年才派出軍隊前往馬里、阿富汗和立陶宛。這動搖了社會的基礎,長久以來維持的文化差異被打破、好鬥的年輕一代立法者出現、AfD立足聯邦議院、默克爾所屬基督教民主聯盟未來方向的鬥爭,都在引發國家身份的討論,結果將決定歐洲最大經濟體的未來。
 
在國內,新德國已擺脫重建後的經濟困境、逐步實現蓬勃發展,但它也在快速老化;人口中佔多數的年齡段在50~54歲之間。要維持德國繁榮,需要前瞻性的改革:網絡覆蓋面小、網速慢,道路和教室驚人的破舊,服務業發展的限制多。在默克爾的執政下,德國部分人群的退休年齡下降,且很快將低於法國。新移民流向德國可以幫助緩解人口危機,尤其是當移民程序簡化的前提下,教育改善打破了背景和結果之間的緊張關係,對德國職業加強管制得以便利實現。
 
在國外,新德國也可成為一種不同的勢力。雖然小國發展趨勢明顯:國防投入不足、不願面對貿易順差造成的失衡、不願接受歐元區更多的責任分擔。然而,有迹象表明這些都在改變。在法國總統馬克龍的壓力下,它將不得不接受歐元區走向一體化。德國貿易影響的脆弱性使其在關稅戰爭中成為天生的經紀人,上個月,德國新經濟部長幫助說服白宮暫停對歐盟和其關稅盟友的鋼鐵和鋁徵收關稅的計劃。
 
同時,難民危機擴大了德國的邊界。在最嚴重的時候,默克爾要求德國版圖突出北非、烏克蘭和土耳其。去年在漢堡召開的G20峰會上,默克爾提出與非洲的包容性投資計劃,以加速發展、改善治理。雖然有過度吹捧之嫌、資金不足的問題,但它也預示了德國在外交中可以發揮的穩定作用。
 
所有這些成為默克爾繼任者需要的關鍵品質。隨和厚道、反應式的風格適合默克爾的時代,但新德國需要不一樣的總理:對內積極應對、對外野心勃勃、以極佳的口才來說服德國選民。
 
―《經濟學人》 2018/4/14
 

經濟發展是否應回歸實業?

 
自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許多國家的政府都逐漸感覺到,各經濟體過於關注虛無縹緲的金融服務和堆積如山的債務,它們需要向過去幾十年的那種堅實的工業基礎回歸。
 
如唐納德·特朗普帶着重振美國工業的承諾上台,並因對鋼鐵的癡迷挑起與中國和世界其他地區之間的爭鬥;具有21世紀思維的喬治·奧斯本,在擔任英國財政大臣時都談起“製造業大前進”;具有現代化思想的納倫德拉·莫迪也提出了“印度製造”的工業政策口號。
 
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卻反潮流地提出,製造業對生產率高增長的貢獻被誇大了。IMF的經濟學家表示,發展中國家完全有可能直接從農業發展到服務業,而不必經歷由製造業主導的中間階段。發達經濟體當然也不應癡迷於目前佔其國內生產總值(GDP)比重才十分之一多一點的一個部門。
 
特朗普對IMF的認斷並不認同。然而,儘管發達經濟體的製造業崇拜確實通常會導致自我毀滅的重商主義和經濟效率低下,但在詮釋這種思想在新興市場導致的結果時,我們有必要謹慎一些。
 
正如哈佛大學經濟學家達尼·羅德里克一直竭力主張的那樣,很難找到這樣的例子:新興市場不經歷強勁的製造業階段(通常是在出口部門)就創造了雨露均沾的財富。製造業的生產率水平在世界各地趨同,這意味着工業的快速增長可以帶動經濟其他領域發展。IMF的經濟學家反駁稱,對各大部門的分解表明,一些服務業完全有能力創造生產率的高增長。
 
儘管如此,正如羅德里克教授所指出的那樣,埃塞俄比亞、馬拉維、塞內加爾和坦桑尼亞等發展中國家最近面向國內的服務部門的快速增長,似乎存在着天然的極限。這些經濟體的服務業生產率增長已經在失去勢頭。要下結論說,經濟體的構成對試圖致富的新興市場而言並不重要,還為時過早。
 
即便製造業對新興市場作用特殊,政策處方也不清晰。通過貨幣貶值來促進出口,工業化經濟體傳統上使用的一種武器,可能會引發競爭性貶值大戰。對製造業的稅收減免或其他優惠措施可能會發揮作用,但也可能會造成尋租和徇私。
 
最終,製造業企業和服務業的需求往往是重疊的。兩者都需要可靠的基礎設施(包括通信)、受過教育的勞動力和穩定的營商環境。IMF的研究對於糾正製造業癡迷做出了有價值的貢獻,但它對IMF應該給出的政策建議可能影響不大。
 
―《金融時報》 2018/4/10
 

美國正陷入慢性財政預算赤字

 
美國的未來似乎面臨一個大問題:龐大的、慢性的聯邦財政預算赤字。而關於導致問題的原因,說法不一,有認為稅收太低,有說支出太高,但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個問題只能通過價值判斷來回答,即可能不一定需要經濟理論來佐證。一個常用的替代標準是對比過去的稅收、支出與當前或預期的差距值。
 
自1946年起,聯邦支出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平均在19.3%,收入佔比平均在17.2%。這樣的比重可以明確看出導致了慢性赤字,但在經濟增長的環境下,2.1%的赤字水平是可控的,這與聯邦債務縮小整體經濟差距的關係是匹配的。當然,公眾持有的聯邦債務已經由1946年佔GDP比重的106.1%下降至2017年9月的76.5%。
 
而支出水平方面,根據2017年度財政報告,支出佔GDP比重為20.8%,而支出佔17.3%。預測2019年,支出佔比將達到21.2%,收入佔比下降至16.5%,未來到2047年支出的佔比將達到29.4%。
 
由此,在討論“絕大多數社會保障和醫療保險的不足導致未來的長期債務”,在社會保障、醫療保險、醫療救助等“應享權益支出”等問題時,聯邦財政預算赤字都應關注。
 
共和黨經濟學家認為是“債務危機”的威脅帶來的上述“長期福利爆炸”。但分析認為,注意觀點淡化和歪曲了減稅刺激增長帶來的赤字,以及未來醫療成本的問題。有分析預測,醫療保險支出佔GDP的比重將由2017年的3.1%上升至2047年的6.1%。
 
收入水平是一個政治選擇,不是某種經濟不變的規律。其他富裕國家比美國有更重的稅收負擔,但在人均GDP增長上卻沒有特別的差異。我們都希望稅率能保持當前的水平,但現實中當退休的嬰兒潮一代成為老齡化人口,這一現實就不大現實了。開支過高,稅收太低,將加速美國財政赤字的危機。
 
―《彭博社》 2018/4/13
 
   (編譯:李萌)
 
(以上文章觀點屬於原刊發媒體作者所持,不代表本刊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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