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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只寫一本書 ——甘潤遠先生新著《螺網理論》讀後
“Helix Network Theory ”by Runyuan Gan who kept writing only this one book in ten years
曹 維 [ 2017-05-11發表]
Summary:
The social economics new book “Helix Network Theory” by Runyuan Gan was published in September of 2016. The writer of this comment was enlightened by this book after reading this near 500,000-word book and shared his thinking and feelings with us.

2016年9月,復旦大學出版社出版了甘潤遠先生的社會經濟學著作《螺網理論——經濟與社會的動力結構及演化圖景》。通過與甘先生交流,我得知這是他“十年磨一劍”的心血結晶之作。甘先生不是體制內的學者(他既不在大學任教,也不在學術機構做研究),他寫作這本書既不為評定職稱,也不為職業升遷,而純粹處於追求知識和探索真理的興趣。在當前中國學術學科化、職業化、功利化的大背景下,這種為知識為真理而探索的精神顯得尤為可貴。
 
作為一個熱愛讀書的人,我專門抽出時間認真閱讀了這部近50萬字的著作,讀後很受啟發。現將我讀書後的幾點感悟和心得分享給大家。
 

一、系統思維,建構體系

 
《螺網理論》一書以系統科學的哲學思維、生物進化論的基本範式和結構功能主義的方法來解釋社會經濟運行過程,整部書的結構、層次和論述邏輯顯得新穎、生動而清晰。在我看來,甘潤遠先生的這部著作至少在兩個方面值得我國經濟學界關註和思考,第一是方法論的系統思維,第二是在綜合研究的基礎上建構體系。
 
《螺網理論》應用系統思維來分析經濟學,把經濟學放在了更加廣闊的社會環境中進行考察。在這部書中,甘先生應用復雜科學中系統論的方法來研究經濟學,而不是使用簡單的線性方法來分析經濟學。世界上任何事物的運動變化都是與一定的時間和空間相聯系的。人類社會的經濟活動也是在一定的時間和空間中逐步展開的,研究經濟現象也不能脫離相應的時間和空間這兩個重要因素。通過對經濟現象的歷史考察,甘先生指出:“社會經濟系統與生物有機體類似,它也有其誕生、成長和演化的歷史,研究經濟現象不能脫離具體的時間和空間。所以,從本質上來說,經濟學是一門歷史學科。”(參見《螺網理論》第50頁)。從事經濟學研究,不能像研究自然現象那樣,用純粹邏輯演繹或數理分析的方法進行研究。實際上,經濟現象與所有社會現象一樣,都是與具體的時間和空間緊密相連的。也正因此,社會經濟系統屬於復雜系統,分析研究復雜系統應用復雜科學的方法將會更加科學合理。
 
甘先生在這部書中指出,當前人類社會系統的基本結構包括人文系統、經濟系統、政治系統、科學系統、法制系統、教育系統這六大系統,以社會有機體的觀點來觀察,這六大系統之間並不是孤立無關的,而是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的。而當前的經濟學主要分析研究了經濟系統內部的生產活動,並沒有完全梳理清楚經濟系統與其他五大系統之間的互動關系。而目前主流經濟學所推崇的數理分析方法,最主要的問題就在於,割裂了社會系統之間的聯系,將經濟現象做孤立化、片面化、簡單化的純粹邏輯演繹。這種情況,就像在測量一個物體的大小時,人們對小數點前的數字都沒估算準確,對小數點後面的數字計算再精致又有什麽意義呢?例如,北京到上海的距離大概是1270公裏,如果這個數字估算不準確,比方說錯誤估計為1000公裏,那麽我們即使把北京火車站到天安門的距離精確算到2732.34米,其意義也是不大的,你不能說上海到北京天安門的距離是1002.73234公裏!這樣做,盡管結果看起來很精確,實則大錯特錯。甘先生的理論所構建的體系就是在解決“小數點前的數字”問題,而當前經濟學界流行的很多數理研究其實就是在解決“小數點後的數字”問題。
 
甘先生在這部書《前言》中開宗明義:“本書倡導以系統的、整體的、聯系的觀點來看待整個世界和人類社會,致力於構建一個完整、全面、有序的人類社會演化圖景。”我們知道,經濟學是研究社會系統中經濟系統運行規律的。從社會結構來看,經濟系統是整個社會體系有機體的一個子系統,要研究經濟系統的運行規律,就必須要研究整個社會體系。這實際上是一種整體的世界觀。如果我們頭腦中沒有一個科學的整體的世界觀,那麽我們就很容易陷入“只見樹木,不見森林”“只見局部,不見整體”的認識誤區。所以,甘先生采取了綜合方法,走的是“宏偉敘事”的路徑,並建構了獨具特色的理論體系。
 
當前,無論是在報刊、網絡等傳播媒體,還是在大學校園中,人們都熱衷於討論經濟學家排名、期刊排名、影響因子排名等等,於是乎,學術論文滿天飛,各種數理模型令人應接不暇。學者們因為身處分工日益細化的學術環境,往往滿足於對一些“雞毛蒜皮”事物的描述、探討和分析。再加上中國對學者成績評價標準的數量化傾向,導致人們只關心學者發表了多少篇論文、發表在什麽級別的期刊上等等,卻並不關心這些論文究竟與現實有多少聯系,也不關心這些論文究竟觸及到了多少事物的本質。在當前中國經濟學界的主流研究中,談到“宏偉敘事”,這似乎是一個貶義詞。大家都在研究“其他條件不變的理想狀態下”的一些小問題,而“宏偉敘事”式的綜合研究往往被認為是一種自上而下的“不切實際的烏托邦想法”。但是,甘先生的這部書卻逆主流而行,摒棄還原論方法,而采取系統論方法,嘗試跨學科綜合研究並構建了自成一家的理論體系。這確實是值得我國學術理論界關註和借鑒的!
 

二、主流經濟學陷入了誤區和危機

 
當前,由於過細的學術分工和過度的數理分析,主流經濟學實際上已經陷入了片面化、孤立化和碎片化的認識誤區和危機。而《螺網理論》一書卻逆潮流而動,進行跨學科綜合,建構了一套融合微觀經濟學、中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於一體的理論框架。《螺網理論》一書把人類社會演化發展的規律總結為分叉律、協同律、分形律和周期律這四大規律。其中,關於分叉律和和周期律,各國學者已經做過大量研究和論述,而這本書重點論述了協同律和分形律。在一定程度上,《螺網理論》一書的出版時間剛好可以說明人類學術範式轉換的周期性。人類學術範式的轉換與世界上其他事物一樣,都具有一定的周期性。如果我們把學術範式的轉換周期簡單地分為“和平時期”和“危機時期”(或者分為“夏季繁榮時期”和“冬季寒冷時期”),那麽學術範式本身也體現出了周期性特征。在和平繁榮時期,各國學術界繁花似錦、五彩紛呈乃至過於浮華,而在危機寒冷時期,曾經風光的各種學說理論折戟沈沙、陷入困境,只有少數理論能夠像梅花一樣傲立寒冬。從理論本身的綜合性、包容性和解釋力看來,《螺網理論》一書恰好是一本能夠在危機寒冷時期傲立寒冬的“梅花”。
 
西方的經濟學主流範式,本身呈現出“建構——解構”的周期性。目前的經濟學主流範式,形成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如果不算20世紀七十年代的石油危機和2008年的次貸危機,總體來說處於一個和平繁榮的時期。數學方法由於其嚴密性,相對來說比較容易獲得學術界的共識。物理學的巨大成功,使其成了科學之母。因此,在國際學術界,以至於沒有公式的學科往往不被認為是完整的學科。當前,經濟學主流的研究範式表現為邏輯演繹的建模和計量實證,這種研究範式由於學科越分越細從而可以為人們提供更多研究職位,具有一定的社會意義。在大學中開設這類課程,對大學生來說也是一種不錯的思維訓練手段。但是,這種缺乏原創、沒有風險的學術範式,對於解決大的時代危機卻往往無能為力。這種情況,就像模擬炒股的優勝者到了真正的股市,研究模擬案例的商學院學生到了真正的市場,和平時期訓練出來的士兵到了真實的戰場一樣,總是與復雜的社會現實相脫節!
 
當前,中國主流經濟學的研究範式基本上也沿襲了西方經濟學的這種範式。我國改革開放初期,在最早出國留學的那一批人相當,有很多人的學科背景是數理化,出國後有些人又轉學了經濟學。這批留學生的優勢在於數理邏輯和計量建模等方面,而相對來說,他們的思想能力和語言能力卻相對比較弱。當這批留學生學成回國後,他們往往就會把自己最擅長的學科知識、研究範式等帶入他們就職的大學和研究機構,隨著他們走上領導崗位,他們所倡導的研究範式也就成了中國各大學和研究機構所推行的基本研究範式。這就是我國經濟學主流範式的歷史形成過程。這種情況,造成了中國現代經濟學研究過程中的路徑依賴。在和平繁榮時期,這種經濟學範式不會受到挑戰,時間越長,這種範式所依托的群體越有可能形成既得利益集團。只有重大危機事件才會對他們提出的經濟理論形成挑戰。而“危機”往往是突然來臨的,它就像是一只人們沒有預期到的“黑天鵝”。
 
社會科學研究的主要範式包括實證主義、歷史演化主義、結構功能主義、社會批判主義、後現代主義等。實證主義是近代社會科學研究的主流範式。從研究範式的類型來看,當前西方經濟學研究的主流範式是以數理方法為主導的實證主義範式,而《螺網理論》一書則采用了歷史演化主義和結構功能主義這兩種範式。從哲學思維來看,當前西方經濟學所采用的數理方法更多借鑒了物理學中經典力學的方法,其時空觀是以牛頓經典力學體系為參照系的,而《螺網理論》一書所借鑒的是復雜科學的系統論方法,其時空觀則是以愛因斯坦廣義相對論體系為參照系的。從這一點來看,西方經濟學主流的研究範式,其哲學基礎已經落後了!
 
自1838年法國經濟學家A·古諾將數學方法引入經濟學研究以來,各國經濟學家經過170余年的努力,如今數理經濟學已發展成了經濟學的重要分支。當前,在現代經濟學理論中,以數理分析見長的新古典主義經濟理論已占據了主導地位。我們知道,運用新古典主義經濟理論及其數學工具是無法解讀社會經濟體的有機性這樣的復雜問題的。正如奧地利經濟學家維塞爾(Friedrich von Wieser,1851—1926)所言:“如果把研究局限於一批采用最理想化假設的範圍極小的理論問題,那麽數理方法將是達到公式化結論的最合適工具。但是對於理論中其他抽象程度較低的問題來講,在研究中采用數理方法將導致災難。經濟理論中大量的真理及其在重要的倫理和政治領域中的應用,都不是通過數理方法來證明的。”(參見經濟學家楊春學先生為該書所寫的《序二》)。當前,西方經濟學主流的研究範式表現為邏輯演繹的建模和計量實證。只要我們大致瀏覽一下經濟學期刊就不難發現,當代經濟學者們發表的大量論文都屬於數理經濟學方面的文章。其中的很多論文因為不觸及現實的本質問題,實際上往往淪為“黑板經濟學”和“象牙塔裏的自娛自樂”。
 
實證研究是當前主流經濟學的共識,主流經濟學家們為了應用已有的工具,不惜采用完全不合理的假設,不惜用西方經濟學中的教條來裁剪社會現實,他們陷入了片面化、孤立化和碎片化的認識誤區而不自知。由於沒有遇到大的經濟危機,主流經濟學的錯誤就沒有完全凸顯出來。采用線性的、簡單的物理學方法來研究經濟學,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世界經濟整體繁榮時期也許還可以,但到了21世紀的今天,尤其是2008年發生世界金融危機以後,還用這樣的方法來研究經濟學就會處處捉襟見肘,難以適應時代的發展。種種跡象表明,當前的主流經濟學研究已經陷入了誤區和危機!
 

三、經濟學家不應該講道德嗎?

 
著名經濟學家樊綱曾寫過一篇文章《“不道德”的經濟學》(參見《讀書》雜誌1998年第6期),這篇文章開頭指出經濟學分析離不開道德規範,接著又指出這種“離不開”只是把道德規範作為一種外生的條件或約束,最後指出經濟學提出的政策建議或制度設計不依賴於道德水平的高低,而寧可假定人們在道德水平極低的前提下進行工作反倒更現實。在文章末尾,他寫道:“我們不妨就理直氣壯地宣稱:經濟學家就是‘不講道德’。讓人們去說話,走你自己的路。”
 
樊綱這篇文章的最後一句話引起了極大爭議。他的這句話本身應該放在一定的語境下去理解。也就是說,他認為經濟學是一門實證的學科,而道德是規範化的,是眾口難調的,很難精確化,如果要考慮道德因素的話,由於變量過於復雜,就沒有辦法進行實證研究。從方法論上來看,以樊綱為代表的主流經濟學家是把經濟系統作為一個簡單系統來對待的,即用線性的、簡單的物理學方法來研究經濟學。而實際上,人類社會系統是個超級復雜的巨系統,作為其子系統之一的經濟系統也同樣是個復雜系統。對於復雜系統,我們使用研究復雜問題的系統科學方法是比較恰當的,而如果依然使用線性的、簡單的物理學方法來分析研究的話,就會有很大的局限性。
 
《螺網理論》一書將人類社會系統劃分為由“人文系統、經濟系統和政治系統”等組成的表層結構和由“科學系統、法制系統和教育系統”等組成的深層結構,作者將信仰、道德因素放入了人文系統的深層結構中。如果采用《螺網理論》所提出的這一框架,我們就可以很清晰地發現,“經濟系統”中的因素(如經濟行為主體“個人”)與“人文系統”中的因素(如“道德”)實際上是緊密糾纏在一起的。經濟學家研究經濟學問題時,如果只考慮“經濟系統”中的因素,而不考慮“人文系統”中的因素,就會陷入“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認識誤區。而樊綱實際上正是犯了這樣的錯誤。 
 
 
 按照甘先生的觀察和認識,當前人類社會正在進入一個“突變”時期,世界歷史又到了新的“軸心時代”,中國社會和世界格局正在發生深刻變化,世界即將進入一個湧現新思想和新變革的偉大時代!在歷史節點面前,我們需要更多跨學科、跨領域的博學通才,需要更多“為學術而生”的人,而不是“為學術而生存”、“為學術而升官”的人。在新的歷史機遇來臨之際,期待更多有益於人類和諧、社會發展、文明提升的原創性思想理論誕生!
 
(作者為華東師範大學金融統計學院副教授、經濟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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