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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驅動創新》之一 支撐國家創新戰略的核心價值
Chapter One of What’s Driving the Innovation: The core value to support national innovation strategy
藝衡 [第3399期 2017-08-14發表]
編者按:
我們常講“創新驅動發展”,那又是什麼在驅動創新?近期,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的《什麼驅動創新》一書明確回答了這個問題。作者藝衡先生在書中首次提出文化對國家創新戰略的支撐作用,認為文化是驅動創新的重要力量,只有打造創新型、智慧型、包容型、力量型文化,創新才能形成規模和可持續性。書中指出,文化提供支撐國家創新戰略的核心價值,也為創新設置人文邊界;文化創造支撐國家創新戰略的心理定勢,形成具有反思能力和批判精神的新的傳統;文化提供支撐國家創新戰略的觀念指引,塑造支撐國家創新戰略的創新自覺、創新自信和創新自強;文化鍛造企業家精神,營造“鼓勵創新、寬容失敗”的人文氛圍,催生創新創意階層,為“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提供實現空間和環境支撐。

本刊將陸續摘要刊發該書精彩論述,以饗讀者。
 
 
▲在北京、上海、杭州等城市,近幾年出現獨立設計師品牌家具快速增長的趨勢,成為傳統中式紅木家具、歐式傢具之外的一股新風。這些品牌脫離了傳統工廠-賣場-經銷商-客戶的銷售鏈路,以直營店、設計師集合店、網際網絡平台的形式,直接推出富有中國韻味又符合當下生活的設計產品。一批更具國際視野的設計師正積極適應生產和消費結構的轉型升級,用設計創新和文化創新引領行業未來的發展。圖為杭州“From餘杭設計概念店”設計師跟自己製作的椅子合影。

所有創新的先決條件和最終決定創新是否可持續的最重要的力量,這就是我們說的支撐的問題。一切都是從文化開始的,尤其是當我們面臨着各種抉擇和尋求突破的時候,社會、技術乃至理論、藝術尋求創新的時候,那些重要的核心價值是一切創新的原點。各國所崇奉的核心價值直接關乎其創新的能力。卡爾·雅斯貝斯在《歷史的起源與目標》中認為,“自從西庇阿時代以來,人文主義成了文化意識的一種形式。西方有不斷的突破。在突破中,各種各樣的民族輪換地擁有其創造時代。然後從突破中,歐洲整體獲得了它的生命……但不幸的是,中國和印度總是在延續它們自己的過去時存活”。

這是六七十年前的言論,卡爾·雅斯貝斯所考察的也是傳統中國的狀態。在過去很長時間內,世界上的很多文明古國,因為各種原因歷經長時間的發展緩慢期,生產力和創造力長時間受社會格局的桎梏而沒有充分釋放,這是事實。但是從20世紀初期前後,隨着中國政治格局和社會格局的改變,所引發的生產力、創造力的爆發,給國家帶來的經濟、文化與精神層面的革新也是顯著的。時至今日,政府更加有意識地從國家層面重視和引領制度創新、科技創新和文化創新,所開創的新局面更是有目共睹。中共中央在“十三五”規劃建議中提出,“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必須把創新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不斷推進理論創新、制度創新、科技創新、文化創新等各方面創新,讓創新貫穿黨和國家一切工作,讓創新在全社會蔚然成風”。這個宣言可以理解為中國創新戰略的核心價值,是創新的國是。

我們還要注意到,文化的核心價值不僅是創新的根本推動力,也為創新設置了人文邊界,也就是哪些是可創新的,哪些是不可創新的,比如那些反人類、反生態的所謂創新行為,就應該堅決抵制。文化為創新注入人文關懷,這也是文化對國家創新支撐作用的一個突出表現。

 
▲成立於1956年的浙江省湖州市善璉湖筆廠是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湖筆製作技藝的生產性保護基地,年生產湖筆60萬支,銷售額800萬元,銷往全國各地和日本、韓國等國家和地區。圖為浙江省湖州市善璉湖筆廠,工人在傳統作坊內為湖筆手工刻字。(新華社圖片) 
 

核心價值對創新的先導、啟蒙與支撐意義

 
核心價值也是族群在長期的共同社會生活中的合理選擇,在這種合理選擇中是最前沿的,最領先的,因為具有創新、推動力,因此成就一種卓爾不群的影響力,這種影響力讓這種創新而成的價值,成為核心價值,一個時代的貢獻最大的價值也就是核心價值。從這個意義而言,每個時代的核心價值就是歷史第一推動力。

從西方世界看,古希臘給西方乃至整個世界留下的核心遺產,一是人文主義哲學,二是民主政治思想,三是神話與包括建築、雕塑和戲劇在內的藝術。“希臘哲學雖然有多個源頭,但是這些涓涓細流最後匯集在雅典”,其他形態的文化,大致也以雅典時代為代表。和許多文明類似,古希臘人同樣經歷王權時代,古希臘的民主思想並非從天而降。邁錫尼王國就是典型的王權模式,邁錫尼社會生活以王宮為中心,王宮掌握行政、宗教、軍事和經濟權,國王集政權和神權的所有職能,通過官吏及其相應的等級制度,掌控城邦各個領域,每個領域各個級別的掌權者都效忠於國王,這些人既是一個傳統的固定職業階層—書吏,更是國王臣仆。“對於希臘的君主而言,王宮制度是一種出色的權力手段,它使國家能對一片遼闊的領土進行嚴格控制,把地方上的全部財富吸引過來,掌握在國王手中,把豐富的資源和龐大的軍隊集中在一個統一的領導之下,使人們有可能到遙遠的國度去冒險,到新的土地上安家,或者遠渡重洋去獲取希臘大陸缺少的金屬和物品。”

按照韋爾南的分析,我們如今所了解到的古希臘文明,是邁錫尼王權崩潰之後,社會各種力量之間思考和妥協的結果,換句話說,古希臘思想文化的繁榮,是政治和經濟制度變革的結果。參照中國古代人文主義思想產生的方式,筆者對這樣的判斷深以為然。隨着多利安人的入侵和邁錫尼王朝的衰落,古希臘王權政治基本崩潰。邁錫尼王朝的沒落,讓古希臘倒退到農業文明時代,甚至文字也消失了;但是王權政治的崩潰,讓邁錫尼時代的兩種主要社會力量—鄉村社團和軍事貴族得以保存下來,軍事貴族中的那些著名世家還壟斷了某些仿佛是氏族特權的宗教權力。這些社會集團之間經常發生劇烈衝突,如何平衡這些社會力量,彌補統一王權缺位之後的社會秩序,從而獲得新的社會平衡?這或許是古希臘文明轉向的關鍵時間,在這一時刻,國王沒有復出,王權政治沒有再度形成,而是在充分的實踐之後誕生了一種新的政治模式。

邁錫尼王權的衰落,給古希臘文明提供了一次歷史性的創新機遇。古希臘人開始思考,“人類世界由哪些部分組成?哪些力量會使其內部出現分裂?如何統一協調這些力量?怎樣在衝突中建立城邦的秩序?”古希臘人的反思,為上古世界劃開了一道璀璨的文明光彩。這些思考既是古希臘哲學的基礎,也是古希臘民主政治的起點。在解決這些問題的過程中,希臘人找到了“公眾集會廣場”這種場合,一切問題都可以在廣場中解決。古希臘人在國王城堡的處所建起了用以公共祭祀的神廟,“公共空間”作為一個重要社會形態出現了,人們在這裏談論共同關係的問題,解決共同問題。圍繞着這個“共同空間”,城墻慢慢築起,保護並限定着組成它的全體市民。雖然這種城邦政治在前7世紀一度因為城鄉之間出現了矛盾而引起混亂,但經過梭倫改革,古希臘城邦政治得到更公平和更良性的發展,通過對窮人的保護,城邦社會消除一切差異,權力均等地覆蓋了所有公共空間,造就後來的強盛的古希臘城邦文明,為西方人文主義奠定了重要基石。

不論是公共空間的創造性,還是梭倫改革的創新性,所產生的“公共空間”與“權利”等概念,毫無疑問都是西方世界的核心價值觀,經過現代學術闡釋與社會實踐之後,依舊是現代社會的主要思想。在王權沒落之後產生的這一系列公共文化思想,因為符合人類社會的核心價值,保護了相對公平、弱者權益,實際上也就是保護了人性與族群整體利益。無獨有偶,中庸思想恰好也首先是對弱者的保護開始,進而成為一種民族精神,雖然在後來的闡釋中對中庸出現了不恰當的解讀,但這不影響“中刑”或者中庸所體現的人道主義精神。所有這些可能成為核心價值的思想,無不體現着對人的關懷、對人的尊重、對人格的塑造或者體現人道的美好訴求。當然,因為後來的政治基礎、社會基礎的差異,也導致中外早期人道價值觀在後來的演化中出現了極不相容的結果。

 
▲2017首屆中國·銀川文化藝術創意節在寧夏銀川美術館開幕。本屆藝術創意節以“創意銀川·智慧生活”為主題,集科技、文化、藝術、創意為一體,歷時8天。活動共徵集展出手工藝創意設計、工業產品設計、視覺傳達設計、數字媒體藝術設計等產品500餘件,搭建起地區文化創意交流協作平台,帶動寧夏文創產業發展。圖為參加文化藝術創意節的嘉賓在進行VR(虛擬現實)體驗。(新華社圖片) 
 

文化決定創新差異

 
任何一次文化復興都不可能是簡單的複製再造、返祖或者遙相銜接所能完成的,正如布克哈特說的,文藝復興“征服西方世界的不單純是古典文化的復興,而是這種復興與意大利人民的天才結合。民族精神在這個結合中究竟保持有多少獨立性是隨着情況而不同的。”伏爾泰同樣認為,文藝復興的意義不在於復古,而在於創造。每一次創新,如果不結合新的社會信息和時代精神、包含新的技術條件和物質條件、解決新的矛盾和訴求,都只能是一次別有用心的歪曲,這一切都無非都是陰謀家們的削足適履、指鹿為馬,都不可能引導真正的文化復興。譬如王莽試圖以其政治意圖,托古改制,試圖左右業已形成特定發展趨勢的漢代經學,除了落得一個欺世之名,並未能啟發新的文化精神。

全世界都認識到創新的重要性,為什麼一些國家一直走在創新前列、引導着創新潮流,而一些國家則只能蹣跚而行,甚至因為創新導致動蕩和挫敗?這除了與各國具備的一般性創新要素:資本、科技、市場、集成能力、制度等有直接關係,更重要的是背後隱然存在的文化差異。文化既是國家創新的重要組成部分,更是國家創新的前提、基礎、源泉,影響到國家創新主體、創新環境、創新模式、創新內容及創新的活力與能力,從而影響國家經濟持續發展的能力。這種影響是無形的、非正式的、內在的,同時也是深刻的、長期的,更帶有廣泛性。

任何一個經濟發達、科技活躍的時代,必定離不開文化的繁榮和人文的導引。近觀中國,先有先秦諸子百家的思想自由和學術爭鳴,才有兩漢農業文明的成熟;先有魏晉時代的思想解放與自由,才有唐宋明經濟的繁榮;先有宋明理學和人性學說的巨大思想力量,才有康乾盛世。再遠觀世界,18世紀以來世界科學中心和工業重心的轉移,從最早的意大利到英國、法國、德國,再到現在的美國,表面上是地理位置的更替,實質上是創新能力強弱轉換,更是文化動力強弱轉換的結果。

科技創新是社會文化的產物,一切科技創新實踐都帶有它所處時代的文化烙印。近代意義上的科學技術是在文藝復興運動之後才出現的,作為盛行於14世紀到17世紀的一場歐洲思想文化運動,文藝復興最先在意大利各城市興起,意大利各城市爆發出偉大藝術和光輝思想,為意大利帶來了科學的春天,使意大利成為最早的科學中心。17至18世紀,英國的人文主義思潮,為科學探索提供了優越環境,使得世界科學中心從意大利轉向英國,在英國同期發生了以紡織機械為起點、蒸汽機為標誌的第一次技術革命,以及以蒸汽機廣泛應用為標誌的第一次產業革命,人類社會從農業時代走向了工業時代。英國之所以能在科學技術上有如此多的發現、發明與創造,原因正如科學史家和科學社會學家默頓所說,是因為 17世紀英格蘭的文化土壤對科學的成長與傳播是特別肥沃的。18世紀後期到19世紀,法國大革命破壞了路易十四以來的專政制度,啟蒙哲學和理性精神打破了舊有世界觀的桎梏,創辦了一系列新的軍事院校、醫學院校、技工學校和一些新的大學,改造了皇家科學機構,使之從宮廷走向社會,院士們成了真正的職業科學家,還形成了集中型科學組織,科學技術有了長足的進步,使科學中心轉移到法國。

19世紀下半葉,德國成為科學中心。這一時期,實現了第二次科學理論的大綜合,發生了以電氣化為主要特徵的第二次技術革命,以及以電的廣泛運用為標誌的第二次產業革命。德國能在 19 世紀工業革命中崛起,其中關鍵在於它將大學專業教學與專業研究室結合起來,促使大批的青年人才直接參與科學技術創新前沿的探索活動。這種新型模式催生了現代大學和科技研究開發機構,為科研和創新營造了良好的文化環境,開闢了培養創新人才的先河。進入20世紀,美國因是以自動化為主要特徵的第三次技術革命和以電子技術廣泛運用為標誌的第四次產業革命的策源地,而成為世界的科學中心。其中,最為出色的是美國硅谷,它是美國科技產業的發祥地,也是當代高科技企業最集中的地方。硅谷的成功不僅在於它擁有大量的風險資本,以及因毗鄰於著名的學府,而擁有眾多的高素質人才群體,更在於它在發展過程中所創立的獨特的、激勵創新的“硅谷文化”,一種能充分發揮人的創造能力的文化,用以造就科技型創業者的棲息地。

歷史發展軌跡表明,文化影響着科技的生成、發展和傳播,影響着科技創新的進程和結果。可以說,沒有文化這一核心要素參與其間,國家創新能力就難以實現可持續性,因為國家創新戰略的根本有賴於文化的支撐。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其所發佈的相關報告中,除了反覆強調文化是人類發展的最高目標之外,還更進一步指出,就當下而言,文化還是今天人類可持續發展的關鍵。聯合國發展峰會通過的“2015年後發展議程”,也明確把文化作為可持續發展的基礎。美國、以色列這些國家之所以成為全球創新的中心,是因為其背後有強大的文化支撐。所以,實現國家創新戰略絕不是單一的科技驅動、制度驅動或市場驅動,而是文化將這些驅動力聚集起來,創新型、智慧型、包容型、力量型文化,使創新形成規模和可持續。

就文化而言,在當代,人類文明成果經過幾年前的積累已經非常豐富,這個時候,創新已經不需要像遠古時代那樣來自各種實踐的積累,人類已有的文化,已經成為國家創新的重要靈感來源,這時候,創新超越了社群、種族、地理甚至國家範疇,整體意義上的共同文化基礎成為創新戰略的重要支持。借助現代信息技術和信息條件、教育條件,文化的創新價值將得到更充分的釋放。文化既是創新戰略的可靠支撐,也是創新戰略的目的。文化要素,在創新戰略中形成一種既是起點也是終點的角色。

 
▲近年來,福建省廈門市通過強化創新驅動,加快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目前,廈門擁有國家級高新技術企業1225家;2017年前5月,廈門規模以上高新技術產業實現增加值佔全市工業的67.7%。廈門軟件業等新興產業蓬勃興起,軟件和信息服務產業已快速躋身千億產業鏈之一,2016年實現營業收入1,102億元。圖為位於廈門軟件園二期,美圖公司工作人員演示美圖公司軟件產品。(新華社圖片)  
 

文化確立創新邊界

 
經過長期的創新與發展,人類目前已經獲得非凡的創造能力,摸索清楚一些自然規律的運行方式,有能力適當介入這些自然運行方式,通過干預和改變這些運行方式,獲得對人類有利的結果。但是,這樣一種能力,既然能夠干預自然,當然也可以挑戰人倫。從另一個角度看,人類的創新能力在新世紀已經來到可能危機人類自身的邊緣。如果說創新一直是人類之友、人類社會的推動力,那麼,現在來說已經不再是單向的問題,而是機遇與風險俱存。如何避免風險,確定創新的邊界,已經成為一個嚴峻的問題,也是科技倫理的主要議題之一。

較早一些時候,英國著名社會學家吉登斯就提出,“我們可以認為,自所有傳統文化中、在工業社會中以及直到今天,人類擔心的都是來自外部的風險,如糟糕的收成、洪災、瘟疫或者饑荒等。然而,在某個時刻(從歷史的角度來說,也就是最近),我們很少擔心自然能對我們怎麼樣,而更多地擔心我們對自然所做的。這標誌着外部風險所佔的主導地位轉變成了被製造出來的風險佔主要地位。” 當科技發達到很高程度,一些創新成果就可能危及到人類的核心價值,危及人類基本利益。這樣的事實已經存在,而且是迫在眉睫必須謹慎思索的問題。這個問題,也是科技倫理問題。所謂核心價值,是基於基本的人道訴求而產生的,人的利益是其核心問題。

1.生態倫理風險

創新技術產生超越人類對外部生存條件的承受能力的風險,我們姑且稱之為生態倫理風險。生態倫理問題的存在時間比較長了,世界各國在工業化進程中,就已經陸續遇到、或深或淺遭遇了人與環境的矛盾問題。開啟工業化的同時,伴隨着人類對自然負面干預的開始。工業化早期,由於工業化程度整體偏低,這個問題並未顯現,沒有引起足夠重視。由於科技與經濟的發展,中國的環境問題也日益嚴重,在80年代末,人與自然的矛盾問題開始引起自覺層面的關注。再後來的理論探索中,自然生態的重要性得到充分肯定,認識到自然生態是人類生存與發展的基本條件,挑戰這一底線的結果將導致人類無處藏身。生態倫理、生態文明是人類生存和發展的最基本的底線。

工業化進程無疑是人類創新的重大成果,現代文明無疑是在工業化基礎上建立起來的,離開工業文明所奠定的基礎,現代文明、現代化、信息時代無從談起。但工業化給環境帶來的破壞,其負面作用也是觸目驚心的。因此,如何在生態倫理、生態風險與工業產業之間尋找最合理的平衡點,不僅是個可以不斷深化的問題,也是一個難題。而人類整體利益與個別集團利益之間的利益平衡也是這一關係中最切實最直接的矛盾。在環境問題已經成為共識的今天,生態倫理風險的矛盾主要來自個體與地區之間的利益矛盾、地區與國家之間的利益矛盾、國家與國際之間的矛盾。如何協調這些局部與全局的利益矛盾問題,是生態倫理風險的主要問題。

不論任何一種觀念,作為人類社會的活動,首先保證人的利益,實現人的核心價值,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如何阻止無序的、危害自然生態的技術發展,而是利用新的技術來維護生態、人與自然的關係的平衡,因此,生態倫理的本質,首先是解決人的問題。不管生物中心主義也好,自然中心主義也好,都面臨相同的問題,就是自然界中人的位置和利益。片面尋求人的利益是否符合人的利益?尊重生態,即尊重人類自身。如果忽略了人,一個百草豐茂、牛羊成群的大自然,卻沒有人類,這樣的平衡絕對不是人類需要的。同樣,一個土地板結、大氣污濁、天空昏暗的生態,也不是人類所能承受得了的。在目前而言,環境問題已經成為共識,生態風險問題相對還是可見的,很多創新技術可以投入到對生態的維護當中。

2.生命倫理風險

創新技術產生的超越人類生命本體承受能力的結果,我們姑且稱之為生命倫理風險。生命倫理風險有幾種形態,第一,追求物質產能效率或其他經濟效率的技術的對人類生理本質所構成的潛在威脅;第二,先進技術的對人體的技術干預,改變了人類的天然面貌或秉性,增加了人倫和人道的複雜性,模糊天然或也以形成固定傳統的人倫人道的含義。後者的影響更加長遠和深刻,很可能改變人的含義和人的基本倫理。

據有關數據對於未來科技的展望,人類在未來可以通過修改人類基因以改進目前存在缺陷的人類基因,可以通過植入芯片的方式給大腦輸入知識、信息,讓學習、學校、學位等等這些詞匯失去意義,可以製造出性愛機器人,修訂出來完美的人類。如此種種,往往都超出現有的倫理準則範疇。又如,治療性克隆是否安全?為了滿足人的惰性而開發的種種技能,在給予人極大方便時,是否也顛覆了人的基本含義?比如芯片植入技術可能造成的學習過程的省略,學習經歷被抹去等同於成長經歷被抹去,是否顛覆人的一些基本屬性?固有的倫理觀在許多新科技面前顯然失去了評判能力,而新技術帶來的隱憂確實是無窮的。

3.技術倫理風險

現代創新技術產品的使用,產生出超越人類整體的物理承受能力的結果,我們姑且稱之為技術倫理風險。最典型的如核武器給人類帶來的安全隱患,已經超出了人類的承受能力。高效能的物質比如毒藥等開發、生化武器的開發甚至智能機器人的研製同樣存在着類似的安全隱患。不論是武器的高能效,還是任何一種產品的高能效,都存在這樣的風險。一旦這些改能效產品出現不可控的情形,人類的災難就不遠了。

到目前為止,技術倫理風險的一個重要起因,就在於國家間的競爭所致。由於任何一種新技術的產生,不久之後必然為更多人所掌握,因此,在相同的時間環境下,獨門絕技都是不可能長久的。也就是說,任何一種超致命的高能效產品,都不可能是永久獨門的,反過來說,這門技術的開發者,也完全可能成為這門技術的受害者。也許是這樣一種法則的存在,各國之間存在着一個不成文的約定,對一些過於強大的武器或者其他產品,看上去不再像過去那樣熱衷於開發。這不能不說是一種進步。但是,那些看起來似乎是百利而無一害的技術,是否一定就是安全的呢?

科技權利的矛盾,主要還是體現在個體與全局之間的利益衝突。私人利益與公共利益分裂、國家利益與世界利益的割裂,導致每一現實的利益主體應用技術工具時首先考慮的是各自現實的私人利益而非公共利益。在私人利益、局部利益受到根本威脅的情況下,公共利益或整體利益並未能馬上成為倫理思考的出發點。

現代技術發展變化的複雜性,加大其不確定性。越複雜而越先進的技術源源不斷出現時,其中的倫理隱憂卻是日趨明晰。傳統倫理原則無法回答這些新技術所可能產生的問題時,一個結構性的理論或許也應該出現了,需要重新回答一些因此而產生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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