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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驅動創新》之二 支撐國家創新戰略的心理定勢和新的傳統
The physical trend and new tradition to back national innovation strategy
藝衡 [第3400期 2017-08-28發表]
從人類歷史來看,中華文明作為唯一沒有中斷的延續性文明,歷經分裂與災難而屹立不倒,靠的就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的創造能力及優秀的心理定勢和傳統。但我們的文化中既有“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等優秀的心理定勢和傳統,激發中華民族幾千年來自信自強的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也有“崇古”、“趨同”、“效法”等阻礙民族前進的心理定勢與傳統,造成近代以來中國社會經濟上的衰落和文化上的焦慮。

當今時代,創新成為中華民族走向復興的必由之路。這就需要我們深入研究民族心理定勢,尤其是從世界歷史的視野研究中華民族及其他民族的心理定勢在創新思維形成中的利與弊,以承繼精華,丟棄糟粕,消除阻礙因素,促進文化流動,形成新的文化傳統,提高主體創新力。

 
▲中國科學家利用化學物質合成了4條人工設計的釀酒酵母染色體,標誌着人類向“再造生命”又邁進一大步。研究結果3月10日以封面文章的形式在國際知名學術期刊《科學》發表,中國也成為繼美國之後第二個具備真核基因組設計與構建能力的國家。圖為深圳華大基因研究院團隊部分成員在該研究院實驗室裏合影。(新華社圖片)
 

中國人的心理定勢及特點


中國傳統文化中從不缺乏創新的心理定勢和傳統。中華元典所闡揚的“窮變通久”的變易哲學,並由此引申出來的剛毅自強、剛柔相繼的社會—人生哲學,構成了中國歷史和文化發展的根本思想。這也是歷代創新思想家宣導文化堅守和觀念變革所奉行的依據。諸子蜂起及不同學派的形成與發展,本身就是個性張揚、理論創新的集中體現。從傳統儒學,到兩漢經學,再到宋明理學,儒釋道三教合一,中國文化相容並包、多元一體,具有優異的價值整合能力,處處體現著文化的“維新”。

令人困惑的是,雖然中華元典《周易》中充滿了變易的創新思想,但中國人的處世哲學卻歷來是“以不變應萬變”,形成了崇古、趨同、效法等心理定勢。

究其原因,這樣的心理定勢不是憑空而來,而是建立在歷史上中國曾經非常強大的實力基礎之上。14世紀明朝建國之初的中國,是世界上經濟、文化和科學最發達的國家。此前,世界上重要的發明和科學成就約300 項, 其中出自中國的約175項, 佔57 %以上。2中國的創造力和中國財富的集聚能力在世界上都是獨樹一幟的。

美國歷史學家斯塔夫里阿諾斯在《全球通史:從史前史到21世紀》中說,中世紀主要的技術發明大多數出自中國。儘管極為穩定而又保守的中國社會,被西方勢不可擋的擴張主義弄的四分五裂。但有一個事實不容忽視:“整整1000年,中國文明以其頑強的生命力和對人類遺產的巨大貢獻,始終居世界領先地位。”

中國在“康乾盛世”之後的100年經歷了令世人震驚的魔術般的變化,馬克思稱之為“奇異的悲歌”:“一個人口幾乎佔人類三分之一的大帝國,不顧時勢,安於現狀,人為地隔絕於世並因此竭力以天朝盡善盡美的幻想自欺。這樣一個帝國註定最後要在一場殊死的決鬥中被打垮……這真是一種任何詩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種奇異的對聯式悲歌。”1954年,英國著名生物化學家和科學史家李約瑟在近半個世紀研究中國科技發展與文化的過程中,提出了著名的“李約瑟難題”。

西方人對中國的思考的確值得我們深思,曾影響過世界的中華文明為什麼停滯了?曾充滿了創新哲學的中華文化為什麼凝固了?究其深層原因,我們的文化中還是有相當多的落後與保守理念所造成的心理定勢和習慣,中國人的崇古心理、效法心理、趨同心理,和“彼偏我正、彼夷我中”心理,以及“不敢為天下先”的祖訓,都曾使我們喪失了創新發展的良機,甚至造成深重的災難。

崇古之風古已有之。在前資本主義時代科學技術尚處於原始落後的漫長歲月中,注重傳統、強調沿襲繼承的強烈的歷史意識及其價值取向,確曾促使古代先民積累了大量的、豐富的政治、科技、文化等方面的知識、智慧和經驗,使得中國古代經濟文化長時期處於世界領先地位,並最終進入四大文明古國之列。然而,“物壯則老”,盛極必衰。連續綿延五千年而沒有出現巨變、斷裂和突變的傳統文化,走向了固步自封。尤其兩宋以後,幾乎沒有受到外界強有力的異質文化的衝擊和碰撞,而一直生活在死水一潭的封閉狀態中,這就導致傳統文化機制中創新動力的災難性窒息。

盲目地崇拜古文化阻礙了文化的發展和科技的創新。伏爾泰曾說,中國人的讓人難以理解的崇古心理阻礙了科學技術的發展。深入了解過中國文化的瑞士心理學家榮格,也曾發出類似的感慨:“像中國人這樣天賦異稟而又聰慧的民族,居然沒有發展出我們所謂的科學,這真是奇怪。”

趨同心理也是阻礙創新的關鍵因素之一。趨同心理,又稱“從眾”心理,是指個體為避免因孤立而遭受群體制裁,而產生放棄自己與群體意見或規範相抵觸的意識傾向。與西方文化的個人本位不同,中國傳統文化是家庭本位,要求個人無條件服從家庭,以家庭利益為重,強調群體優先於個體。家族制度無疑會導致對人的個性的壓抑和束縛,而不利於個體獨立精神的形成和發展。

“彼偏我正、彼夷我中”的心理來源於中國歷來認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日本、朝鮮及其他東南亞乃至南亞諸國都是華夏周邊的“四夷”。在這個文化圈層裏,地理上以中國本土為中心,文化上以中華文化為軸心,中華文化的基本精神和基本價值,通過“朝貢體系”、學習交流或頻繁貿易往來擴散至周邊的朝鮮、日本、越南等國,形成“東亞文明秩序”。直到19世紀西方殖民主義勢力侵入東亞地區之前的千餘年間,東亞文明這一文化格局和文化態勢一直基本保持未變,成為規定東亞各國文化發展趨勢和歷史變遷軌迹的重要因素。

我們應當清醒地認識到,文化優越帶來的過度自信,必然會導致文化的盲目和自大。明清以來,夏夷觀念反而促成了傳統文化的自大及至自卑。特別是近世滿人入主中原,在與漢族傳統文化實現整合之後,形成一種新的國家文化意識,它使清帝國的“天朝”文化政治有效地重新確立其在亞洲的廣泛影響,但從與外國的文化交往來看,與政治上的巨大作為、經濟上的繁榮以及帝國版圖的擴大相比,清帝國文化卻在進一步走向保守。

 

心理定勢形成的學理分析


心理定勢就是心理上的定向趨勢,它是人對外界事物進行感知和評價的心理準備狀態。根據心理定勢發生的機制來分析中國傳統文化中阻礙創新的崇古心理時,我們發現,這一現象並非中國獨有。根據現代心理學研究成果,迷戀傳統、嚮往過去的守舊思想是人類心靈的一種天然傾向。幾乎世界上每個民族都會有這種傾向。在精神分析大師西格蒙德·佛洛德看來,決定人類行為的主要動力,也就是所謂的人的“本能”,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所謂的強迫重複原則,它要求重複以前的狀態,要求回復到過去、恢復到事物的原始階段,佛洛德稱這種保守的傾向為死的本能。此外,人身上還有另一種作用完全相反的本能,它要抗拒死亡,要使生命得到保存和更新,這就是所謂的生的本能。佛洛德認為,生的本能和死的本能之間存在着尖銳的對立,兩者作用相反而又始終並存於同一有機體之中。

向死而生,我們必須重新面對世界的變化,必須改變過去阻礙中華民族發展的陳舊觀念,形成新的心理定勢與創新的傳統,否則將面臨着民族的危機。因此,當中華民族遭遇三千年未有之變局之時,國人開始了對文化的全面反思。張岱年先生曾說,中國文化糟粕很多, 也有精華。最重要的精華有兩條:(1)自強不息的精神,永遠前進;(2)厚德載物的寬容精神。《易傳》提出“剛健”的觀念,又提出“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著名命題,二千多年來一直激勵着中國人奮發向上。今天這兩條精神依然是我們文化發展的動力源泉。文化並不是一成不變的,文化本身是一個“創造的過程”,是不斷吸收並轉換文化元素、擴大文化流動的過程。

時至今日,文化的流動使僵死的傳統鮮活起來,新與舊,東方和西方,傳統與現代正在迅速融合,新的傳統正在逐漸形成。這是一個巨變的時代,這個時代需要文化的流動,需要創新型、智慧型、包容型、力量型文化,而這一新的文化傳統正是深圳在建設現代化國際化創新型城市的過程中努力形成的文化目標。

36年短暫的城市發展史,深圳的文化實踐在不斷努力突破束縛創新的舊傳統,舊心理定勢。在實踐過程中,深圳誕生了“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空談誤國,實幹興邦”、“敢為天下先”、“改革創新是深圳的根,深圳的魂”、“鼓勵創新,寬容失敗”等“十大觀念”,形成了有利於國家創新體系的新的傳統,新的心理定勢。十大觀念是以城市來命名的觀念,是深圳制度創新、科技創新、文化創新的領航者。因而,深圳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最大貢獻是觀念的貢獻,是在觀念基礎上的一系列的先行先試。這一系列新的觀念、新的傳統是開放的,不斷兼收並蓄,吐故納新,去粗取精、去偽存真,形成文化的流動而不是凝固,發展而不是停滯,創新而不是守舊。只有這樣的新觀念才能使中華民族永葆創造創新的活力,永立全球競爭的潮頭。

 

反思能力與批判精神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創新始終是推動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向前發展的重要力量”,“隨着要素品質不斷提高,經濟增長將更多依靠人力資本品質和技術進步,必須讓創新成為驅動發展新引擎。”

為什麼當今中國創新能力普遍不強,究其根源,主要是批判精神被弱化。表現在首先我們缺乏獨立思考能力,其次是缺乏強烈的自我批判意識,這與我們一直以來的文化傳統有關,崇古心理、效法心理、趨同心理以及不敢為天下先等祖訓束縛着創新的靈魂,使我們缺乏創新必要的反思能力和批判精神。

“反思”是一個哲學名詞,屬於認識論範疇。反思能力是人們進行反思活動時所必需具備的心理特徵和條件。強烈的自我意識、理性的批判精神、主動的探究能力、堅韌的意志力和有效的行動力是具有較強反思能力的人在反思活動中表現出來的顯著特徵。

批判精神是認識主體的一種獨立懷疑精神、辯證揚棄精神、自覺反思精神和勇於創新精神的集合體,是人類創新能力的內在驅動力。馬克思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導言中提出了“自我批判”的概念,並說明了社會自我批判對於科學認識社會發展形式的重要意義。自我批判是人類思維高度發展的體現,反映了思維的自覺。

正是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運動使整個歐洲重新煥發出理性的光輝,喚起了人們的反思能力和批判精神,推動歐洲進入現代文明。14~16世紀的文藝復興運動借助於古典文化批判基督教神學世界觀, 弘揚人類理性和人文精神, 為新興市民階級提供適應時代需要的意識形態。而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則是上層建築的一場變革,他的改革揭開了歐洲宗教改革的序幕。文藝復興的目的在於走出中世紀,走向現代文明,而宗教改革則目的在於開創現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

新教的產生直接催生了資本主義精神。在馬克斯·韋伯看來, 新教體現了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的一致:世俗的工具合理行動的成功, 是虔誠的新教徒宗教上價值追求的重要方面。新教解放了人們的思想,隨之而來的工業革命帶來了發達的資本主義市場,形成了市場經濟。創新的發揮很重要的一個前提是思想觀念的變革,歐洲人開始敢於追求財富。當然,真正的創新還是由於市場的因素。商業文化最歡迎創新,只有不斷創新才是商業發達的源泉。

如果我們把目光投到16、17世紀乃至18世紀,那時的中國處於明末清初,我們會發現那時的西歐與中國之間幾乎勢均力敵,並且在很多方面相似。“比如相近的人口結構,類似的商業城市發展水準和規模,新的生產方式同樣受到傳統文化理念和制度的抵制。換言之,它們當時處於同一起跑線上。

然而,17世紀後,中國和西歐卻經歷了道路分野。西方經歷了工業革命後,科學技術進步,經濟快速發展,而中國卻仿佛停止了,黑格爾在他的歷史哲學中甚至認為:“中國的歷史從本質上看是沒有歷史的,它只是君主覆滅的一再重複而已。任何進步都不可能從中產生”。

雖然歐洲的發展曾經受到過古老中國的影響,啟蒙運動領袖伏爾泰等人曾非常推崇中國文明,但17世紀後中國的停滯卻仿佛無力反駁這一本是偏見之說。因為就在同一個時間,在地球的另一端,尤其是在英國,一種新的文明—挑戰全球的工業文明正在萌發;一場偉大的革命—最終改造了整個舊世界的資產階級革命正在進行:一個新的運動—衝決中世紀封建神學侄桔束縛的思想啟蒙運動正在蓬勃發展。由此以降僅100多年的歷史,就徹底地改變了中國在世紀格局中的地位, 中國由一個洋洋自得的天朝大國急劇地墜入落後挨打的境地而一吸不振。

19世紀的中國在外敵入侵之下被迫開始了反思,被迫打開國門。正如歷史學家陳旭麓先生在《近代中國的新陳代謝》中論述新文化運動時總結的那樣:“八十年來,中國人從‘師夷之長技以制夷’開始,進而‘中體西用’,進而自由平等博愛,進而民主和科學。在這個過程中,中國人認識世界同時又認識自身,其中每一步都伴隨着古今中西新舊之爭。”

 

期然與應然


今天的中國是創新最好的時代。這是一個開放交流包容發展的時代,東西方文明真正碰撞融合,達到一種完全自覺的程度。我們要做的不是盲目的追隨西方創新的腳步而創新,也不應是為了創新而創新,應當是建立在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覺的基礎上對東西方文化傳統進行反思後的反思,批判後的批判。惟其如此,我們創新文化才不至於再次陷入文化的偏至中。

如何才能使中國的文明既不像過往那樣崇古趨同,毫無創新意識,又不致跟在西方世界後面亦步亦趨,能夠不失其正呢?魯迅先生指出:“外之既不後於世界之思潮,內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脈,取今復古,別立新宗,人生意義,致之深邃,則國人之自覺至,個性張,沙聚之邦,由是轉為人國。人國既建,乃始雄厲無前,屹然獨見於天下,更何有於膚淺凡庸之事物哉?”

一百年後的今天,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經濟騰飛的同時我們也重新樹立起文化自信。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週年大會上明確提出:中國共產黨人“堅持不忘初心、繼續前進”,就要堅持“四個自信”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他還強調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礎、更廣泛、更深厚的自信”。

擁有了文化自信的中華民族將不再對自己的文明妄自菲薄,也不再對西方文明盲目崇拜,應培養國民的反思能力和批判精神,應當去思考如何自覺地形成民族創新意識,如何在個人全面發展的前提下尊重個性,尊重個體的創新能力和創造能力。

全球化的中國在西方文明的影響下已逐漸突破過去傳統心理定勢的束縛,開始敢於張揚“個性”,這是創新文化的基礎。但究竟什麼樣的個性才是對社會有益的,什麼樣的個性才是值得尊重和保護的呢?我認為,應當像美國學者依迪絲·漢密爾頓在《希臘精神》中文本序中寫道的那樣:“只有全面發展的優異個人才有個性……僅僅是個性,僅僅是我的,僅僅表現出自己與別人不同,是毫無意義的,個性有一個廣泛的目標,那就是城邦的福祉和更高的生存。”我們希望形成的是有利於國家和民族更高的生存和福祉的個性,而不是僅僅為了顯示“個性”而表現出的與眾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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