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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驅動創新》之三 支撐國家創新戰略的觀念指引
Chapter 3 of What’s Driving the Innovation: Guided by the concept to support national innovation strategy
藝衡 [第3401期 2017-09-11發表]
國家創新戰略的文化支撐,其中最重要的是觀念的支撐。觀念對創新具有決定性的意義,文化觀念是國家創新戰略的內在靈魂。一個國家要保持活潑的生命力,要保持文化的輻射力,就必須有觀念創新的能力,它構成了國家全方位創新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
 
▲8月23日,2017世界機器人大會在北京亦創國際會展中心舉行。本屆世界機器人大會以“創新創業創造,迎接智能社會”為主題,由論壇、博覽會、機器人大賽三大板塊組成。圖為市民在世界機器人大會會場參觀手術機器人。(新華社圖片)  
 

什麼是全方位的創新


中國改革開放後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是包括制度在內的一系列“創新”的結果。沒有制度上的改革創新,是無法解釋“中國經濟高速增長之迷”的,如“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實行,不僅引領了中國的改革進程,而且實現了四個方面的制度創新:一是所有權和經營權的分離,二是家庭經營與集體經營相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三是集體所有制與個人所有制相結合的混合所有制結構,四是按勞分配和按生產要素分配結合的新型分配原則。

而從領域來看,中國1978年以來的改革創新,重心在於經濟和科技領域。以科技創新體系為例,依託於建國以來形成的相對完整的科技研發和工業生產體系,改革開放後通過積極引進國外科技成果,同時在此基礎上進行廣泛的吸收和創新,使得中國不僅在高端機械裝備等重工業領域緊跟世界發展潮流,而且以白色家電為代表的輕工業也取得了廣泛成就。如據彭博社2015年12月8日的報道,中國在亞洲高科技產品(如醫療器械、飛機和電信設備)出口中所佔份額,已從2000年的9.4%上升到2014年的43.7%。日本同期所佔份額則從2000年的25.5%下滑至7.7%;2014年低科技產品佔中國出口總額的28%,2000年則佔41%,這一轉變標誌着中國在促使科技創新成為經濟主要引擎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功。而在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等機構發佈的“2015全球創新指數(GII)報告”中,中國在141個經濟體中排名第29位, 居發展中國家首位。

基於科技創新的巨大驅動、引領作用,中央一直將科技創新放在國家創新體系的核心戰略位置予以推進。正如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所指出的,要深入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發揮科技創新在全面創新中的引領作用。然而,科技創新只是國家創新體系的一部分,它雖能從整體上提升中國的科技發展水平並促進工業化的快速發展,但作為單一創新,它也存在某種不足。假如缺乏相關協調因素的共同推動,科學技術層面的單一突破是難以帶動整個國家的整體性創新的。《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就此指出,要將創新當作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把創新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不斷推進理論、制度、科技、文化等各方面創新,讓創新貫穿黨和國家一切工作,讓創新在全社會蔚然成風。

那麼,何謂“全方位的創新”?我們不妨以2015版《美國國家創新戰略》為例來進行參照分析。《美國國家創新戰略》涉及六個方面,即三大創新要素和三項戰略計劃,三大創新要素分別是創新基石、私營部門和創新者,包括基礎創新投資、鼓勵私人部門創新、培養更多創新人才、推動國家重點創新等領域,其目標是提升就業和拉動經濟、實現優先領域突破以及建設創新型政府。可見《美國國家創新戰略》是目標導向或結果導向的,其核心內涵和主要訴求主要體現在經濟和科技領域,還不足以全面反映美國整體的國家創新戰略。事實上,美國之所以能引領全球發展潮流,創新型文化構成了國家全方位創新更為內在也更重要的組成部分。美國以善於進行觀念、制度創新而著稱,其創新源頭則可追溯到移居北美的歐洲清教徒於1662年簽訂的《“五月花號”公約》:自願結成民眾自治團體,並保證遵守和服從將來頒布的對他們全體人“最適合、最方便的法律、法規、條令、憲章和公職”。這是美國歷史上第一份重要的政治文獻,其後來制定的《獨立宣言》正是在此為基礎,促使信仰、自願、自治、法律等價值觀念涵蓋了美國立國的基本原則,不僅奠定了美國幾百年來的文化根基,而且也推動了美國在政治、經濟、科技、社會和文化等眾多領域的全方位創新。

 
▲經歷不斷的研發攻堅,以及深圳市“孔雀計劃”、投資機構的支持,柔宇終於迎來收穫,劉自鴻帶領他的團隊成功研發出厚度只有0.01毫米、捲曲半徑為1毫米的柔性屏幕。公司創立至今,估值已突破30億美金,產品銷售到20多個國家,並且在國內外儲備了1200餘項知識產權,核心技術和產品包括0.01毫米彩色柔性顯示屏、柔性電子感測器、智能終端產品3D頭戴影院Royole Moon等。圖為劉自鴻在深圳的柔宇科技總部展示應用了柔性傳感技術的柔性鍵盤。(新華社圖片)
 

新觀念的形成、演化及其力量


所謂觀念,從字面上理解,則“觀”為看,“念”為想,有所見,有所想,對世界或事物形成比較穩定的認識,即為觀念。它是感性與理性的統一,是實踐與思考的結果,是主客觀融合而成的世界觀和人生觀。

回顧歷史,在人類社會發展的不同時期,都會產生一些影響巨大的思想觀念。特別是在公元前八世紀到前三世紀的“軸心時代”,來自古希臘的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斯多德,古印度的釋迦牟尼、中國的老子、孔子,他們所提出的許多思想原則和觀念意識,推動了人類思想文明高蹈獨步的發展,塑造了不同的歷史文化傳統,深深地影響着人類的生活。

從社會發展看,新觀念的形成不是隨意的,而是與人們的生產生活活動緊密地聯繫在一起的。正如馬克思和恩格斯所說:“思想、觀念、意識的生產最初是直接與人們的物質活動,與人們的物質交往,與現實生活的語言交織在一起的。觀念、思維、人們的精神交往在這裏還是人們物質關係的直接產物。”社會生活制約着觀念的內容,社會生活的變革決定了新觀念產生的必然趨勢。

然而,社會生產生活的變化只是為新觀念的產生提供了基礎性條件,卻並不等於新觀念的最終達成。如在14、15世紀,地中海沿岸的佛羅倫薩、威尼斯等城市率先出現了資本主義的最初發展,隨後引發了文藝復興這一思想解放運動,進而帶動了歐洲文明乃至人類文明的發展;而中國雖在16世紀也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卻並沒有給大明朝帶來思想解放運動,也沒有產生主導性的新觀念,其根本原因在於其技術發明未能如西歐近代工業革命以來一樣實現與觀念創新的相伴而行,而一旦離開了新觀念不斷的推動,科技發展往往會受到極大的限制。也就是說,觀念發展的規律不僅包括觀念隨着自己賴以產生之基礎的發展而發展,以及在與基礎的相互作用中充實和檢驗自身,還包括歷史上的思想文化對人們觀念生成、更新的影響作用,以及觀念之間的衝突和碰撞對觀念更新的推動。

顯然,新觀念的產生及其對舊觀念的超越和取代,是有其時間向度的。而從空間上看,它除了在個人、社會的內部產生,還形成於各個文明主體之間的交往、互動甚至碰撞、衝突之中。由於文化、文明本身是流動的,異質文明的碰撞往往會推動觀念創新,進而帶來文化更新。只有在對話、接觸和交流中,文化才能獲得新的活力、煥發新的生機。

那麼,縱觀歷史,新觀念的出現、發展、演化對人類歷史產生了什麼樣的影響?我們從中又如何見出新觀念本身所蘊含的巨大力量?我們可以看到,新觀念的出現引領、激發了社會變革。英國歷史學家斯通就此指出,“一場革命需要觀念來添加燃料—沒有觀念,出現的僅僅是叛亂或政變”。也就是說,一場社會運動只有以先進的觀念為引領,才能具有革命意義;一場革命最後在歷史長河中沉澱開來,形成一段燦爛的光彩,必須以先進的觀念為其內涵。

而在社會變革過程中,新觀念以其先導性,集中表達了社會發展的內在要求,啟迪着社會大眾的覺悟,引導着社會變革的開始,開闢着社會發展的新道路。如在西方,以人文主義新觀念為引領的文藝復興運動,為早期的資本主義萌芽發展奠定了深厚基礎,開闢了人類文明的新道路,而啟蒙運動則更深入到政治、法律、社會各個重要思想和制度領域,特別是孟德斯鳩、伏爾泰、盧梭等啟蒙運動先驅的天賦人權、社會契約思想和“自由、平等、博愛”等理念,成為資產階級革命高潮到來的先導,也為後來的工業革命的發展奠定了思想觀念基礎。美國也以其自由、平等和機會所代表的“美國夢”,吸引着世界各地的移民,來到新大陸開疆拓土、改變命運、實現夢想,助推美國的崛起。在中國,先秦的“百家爭鳴”推動了新思想新觀念的繁榮,奠定了中華古文明的學術文化基礎,而20世紀新文化運動開闢的“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思想解放新局,“五四運動”高舉的“民主、科學”大旗,打破傳統僵化的儒家文化束縛,深刻地推動了中國文化傳統的“創造性轉化”,揭開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序幕,推動着中國的現代化進程。

 

新觀念的產生與思想解放


回顧人類觀念發展史,我們會發現人的思想觀念或社會意識變化與社會存在的發展並不完全同步。一方面,先進的思想觀念往往反映了社會存在的內在要求和發展趨勢,具有先導性;另一方面,某種社會意識一旦形成,就會不斷地強化和固化,具有穩定性和保守性。在強大的保守思想意識籠罩下,新生的先進思想觀念開始衝擊、碰撞、突破,解放思想不可避免,社會變革勢在必行。

在歐洲漫長的中世紀,這種思想固化與思想解放的對立,集中體現於所謂“正統與異端”等宗教命題之中。所謂正統,也即羅馬教會對正統基督教義或真理的壟斷性解釋,所謂異端,則是羅馬教會對偏離、反對、背叛正統基督教教義的行為和教徒、教派的認定。為了杜絕異端,一方面,羅馬教會不僅從基督神學的角度對正統教義進行了理論上的論證與支持(代表人物是奧古斯丁和阿奎那),另一方面則通過設立宗教裁判所等方式,對異教徒進行了殘酷的迫害乃至肉體上的消滅(如布魯諾)。然而,對異端的迫害和對思想(書籍)的禁錮,這並不能阻止思想觀念解放運動的潛行和爆發,尤其是“古登堡印刷革命”的出現,不僅促進了《聖經》的進一步普及並打破了教士對神學的解釋壟斷權,而且推動了人文主義者的著作如雨後春筍般地湧現出來,成為歐洲文藝復興運動的淵藪之一。

文藝復興運動的發生,既與地中海沿岸城市的興起相連,也與印刷出版業的發展帶動思想傳播有關:由於商業的擴張,佛羅倫薩、熱那亞、威尼斯等城市資本主義經濟迅速發展,加上大學的興起以及受教育人口規模的擴大,也助推了文藝復興運動的興起和新的人文觀念在歐洲的散播。伯克哈特在《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文明》中指出:人文主義者強調“人的尊嚴與優越”,而不顧與基督教會完全相反的思想觀念(如認為人是充滿罪惡的)之間的衝突,他們掀起的思想解放,主要就體現在觀念層面的深刻改變上,它指向的是在歷史發展中長期積累的某些社會意識內涵的缺失和扭曲,是潛藏於人的心靈深處卻又支配着人的日常行為的價值程式。

從歐洲的文藝復興回到中國的改革開放,我們同樣可見出觀念轉變所促進的思想解放及其所蘊含的巨大歷史推動力量。

“文革”結束後,隨着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中國歷史翻開了嶄新的一頁。這次全會在實現思想、政治、組織等路線的撥亂反正的同時,肯定了關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這對於新時期破除教條主義以及以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精神引領改革開放大業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在此其中,來自意識形態領域的調整無疑是改革開放成功的關鍵:十一屆三中全會對“真理問題討論”的肯定打開了農村和城市變革的大門;十三大關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和“走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則改變了在中國現階段建設共產主義的舊有思想;鄧小平“南巡講話”,則不僅扭轉了什麼是社會主義、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的既有觀念,而且推動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加速了中國從以公有制為基礎的計劃經濟向混合所有制的市場經濟的當代轉型。

更進一步來看,對於“文革”後中國思想觀念的變化,我們還可以將眼光放長遠。實際上,20世紀初波瀾壯闊的新文化運動到今天都沒有結束,它對我們觀念的影響,一是民主和科學,二是改革和開放。從中國近代史來看,這兩組觀念仍然應引起我們的特別重視,如新文化運動“科學”和“民主”的命題,一直在深入地影響着今天中國的社會,成為我們奮鬥努力的主要目標之一。同時,如果說新文化運動當時並沒有尋求到解決中國問題的道路,即如何實現國家的現代化,那麼在今天其重任就落在了改革開放身上,它對於國家創新發展的推動意義,是怎麼強調都不為過的,“改革開放”所滲透的創新精神,其最終指向是實現中國的重新崛起和中華文明的偉大復興。

 

高科技與文化創意為何垂青深圳


作為國家全方位創新的先導,觀念的創新不僅僅是風尚的演變,更是價值的流變。一個國家要保持活潑的生命力,要保持文化的輻射力,就必須有觀念創新的能力,並通過觀念創新,形成國家創新力的鍛造和競爭力的提升。這同樣適用於對於城市的分析。

深圳作為國家創新和大國崛起、民族復興的旗幟之一,它之所以能在改革開放中異軍突起、大放異彩,原因固然有很多,但敢闖敢幹、殺出一條血路等極具創新意義的價值觀念無疑是其中的關鍵。

在深圳經濟特區成立30週年時,由網民組織開展了“深圳十大觀念”評選活動,並最終評選出“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空談誤國,實幹興邦”“敢為天下先”“改革創新是深圳的根,深圳的魂”“鼓勵創新,寬容失敗”“實現市民文化權利”等十條最具影響力的觀念。這也從一個側面說明,新觀念的勃興對深圳崛起的重要影響。而深圳之所以能夠產生新觀念,是因為這座移民城市的傳統觀念相對淡薄,是因為這座前沿城市的文化具有開放、多元、平等、包容、進取的特徵,並以大無畏的氣概,想常人所不敢想,行常人所未敢行,“闖”入一個個傳統觀念的禁區雷區,從而開闢了特區改革發展的新路徑,推動了深圳經濟的超速發展和社會的全面進步。

可以說,新的價值觀念在相當程度上既解釋了深圳超常規的快速經濟增長,也解釋了高科技和文化創意等新興產業對深圳的垂青。

以高新技術產業為例,深圳從“三來一補”等代工業起步,到如今不僅成為中國的高新技術產業重鎮以及科技創新中心,而且湧現了華為、中興、騰訊、富士康、大疆科技等極具國際影響的高科技企業。預計到2020年,深圳國家自主創新示範區全社會研發投入佔GDP比重將達到4.5%,科技進步貢獻率達到70%以上;高新技術產業產值達到2.5萬億元,增加值佔全市生產總值的比重達到35%。再以文化創意產業為例,2011年至2015年深圳文化創意產業年均增速達到19.3%,成為深圳六大戰略性新興產業中發展最快的產業之一,其增加值佔全市GDP的比重由2010年的7.6%上升為2015年的10%,成為深圳從生產型城市向創意城市轉型的關鍵一步。

那麼,如何解釋深圳高新技術產業和文化創意產業在深圳的興起?

眾所周知,深圳歷史上就是資源匱乏的邊陲之地。但30多年來深圳秉承“敢闖敢試”的開拓精神,對各類移民、資金、項目形成了極大的吸引力和感召力。而“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空談誤國,實幹興邦”“改革創新是深圳的根,深圳的魂”等觀念,本身就昭示着膽識、勇氣、冒險、犧牲和力量,它們不僅是改革開放最需要的精神特質,而且回應了時代的召喚,以最明白、最真切的話語給時代精神以精確的闡釋。更重要的是,“深圳十大觀念”折射出的價值坐標系,是以人的創造性為宗旨的。深圳作為移民城市,勇於接納,張揚個性,不懼失敗,給了人們創造最需要的空間和自由,打破一切陳腐觀念和條條框框;提倡創新,賞識創意,尊重人性,尊重人的自由表達,這是人在文化上的主體性的表現。這表達出深圳創新型文化的特質。從深圳製造到深圳創造,從創新到創意,是深圳創新觀念的延續,也是城市活力的象徵。因此,假如說“觀念”濃縮了人的追求與夢想,那麼“深圳觀念”則蘊含了深圳創業者和建設者的“深圳夢”。正是這座城市創造的城市觀念,讓我們深切感受到深圳和她所創造的深圳觀念所展現的神奇力量,清晰領略到深圳乃至全國的發展脈動,使得深圳觀念成為一個嶄新時代的精神文化坐標。

總之,優秀的價值觀,文化觀念總是鼓勵奇思妙想,打破陳規戒律,它總是把奇思妙想捧在手中,奉獻給高貴的靈魂和狂野的熱情。它總是鼓勵創新的,總是能洞察到變化的每一個機遇,並撬開僵化的岩石。它總是看重人的尊嚴、智慧和愛的力量,在夢想中挑戰邊界。邊界看上去是神聖和莊嚴的,是不可逾越的,但在未來人類的發展中它要不斷的接受挑戰,這種挑戰可能失敗,但優秀的文化觀念總是會引導人們在創新的道路上永遠勇往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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