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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驅動創新》之四 支撑國家創新戰略的 創新自覺、創新自信、創新自强
The innovation consciousness, confidence and self-reliance support state innovation strategy
藝衡 [第3402期 2017-09-25發表]

文化流動與創新

 
流動性是今天的世界與以往最大的不同之一。這裏所論及的流動性,是指包括資本、信息、人口、族群,乃至於文化等在內的全球性流動。這種流動已發展成為全方位的互動、擴展與傳播。美國著名文化學者哈佛大學教授斯蒂芬·格林布拉特在《文化流動性》一書中提出:(1)文化流動性很大程度上要從字面意義理解;(2)文化流動研究不僅幫助我們理解那些顯見的文化流動過程,還包括那些隱性的文化流動過程;(3)文化流動研究必須定義並分析那些發生文化産品交換的“接觸地帶”;(4)文化流動研究必須以新的方式解釋個體能動性與結構約束之間的緊張狀態;(5)文化流動研究必須分析那些關於穩定性的認知。格林布拉特看待文化流動的五個視角,實際上是試圖將文化流動性與在地性進行辨析,揭示兩者之間的張力。美國人類學家、社會學家阿爾君·阿帕杜萊在《消散的現代性:全球化的文化維度》一書中指出:文化互動成為當今世界文化進程中的核心問題。即文化同質化與異質化之間的張力,它是文化流動所産生的最直接表像。阿帕杜萊提出了一個初步的分析框架,指出全球文化流動發生的條件,即全球文化流動發生在族群景觀(ethno scapes)、技術景觀(techno scapes)、媒體景觀(media scapes)、金融景觀(finance scapes)以及意識形態景觀(ideo scapes)之間日益擴大的散裂中,同時也通過這些散裂而進行。
 
除了以上理論視角,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研究文獻也在探討文化流動問題。譬如,世界文化與發展委員會報告《我們創造力的多樣性》(1996)明確提出“所有文化都處在內力和外力作用下的不斷地流動之中”的觀點;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全球眾多專家和組織相關研究成果基礎上完成的《世界報告:着力文化多樣性與文化間對話》(2010)中指出,“一切文化間對話應當依據的前提是,所有文化都是—而且始終都是—處於不斷演變之中,而且是整個歷史上外部和內部多重影響的結果”,將文化的流動性視為文化之間可以對話的依據,該報告還總結出三種主要的文化互動形式,即文化借鑒、文化交流和文化强加。
 
▲中國駐法國大使館9月17日首次參加歐洲文化遺產日活動並對公眾開放,3600餘名法國當地民眾前來參觀歷史悠久的使館建築,驚嘆於中法文化在建築上的精妙融合。中國大使館今年4月從位於巴黎八區的喬治五世大街11號遷入巴黎七區的木樨街20號新館,新館由法國歷史文化遺產孟德斯鳩公館、行政樓、花園和庭院組成。據悉,中國政府於2010年12月購得新館房產,並於2014年正式動工改造。中法兩國能工巧匠保護性的改造和修復,使得這棟古老建築煥發出新的活力。圖為在法國巴黎,一名參觀者在中國大使館孟德斯鳩公館內的一幅畫作前駐足。(新華社圖片)  
 
從宏觀上看,文化流動是指文化在時間維度和空間維度上的流動,包括不同文化的交流、碰撞、融合、衝突、對話、創新;並特別指當今時空壓縮時代,文化在傳統與現代、全球與地方、中心與邊緣、單一與多樣、同質化與异質化之間的互動及新文化的創造與發生。從微觀上來看,文化流動是文化在創造和生産、傳播和發佈、接受和消費過程中所呈現的動態。儘管文化表面上呈現出積累的形態,但文化必須變得更有動態性、更注重未來取向才能發揮對創新的推動作用。文化流動必然帶來不斷變化的理念、信息、文化多樣性和包容,這些都是創新不可缺少的因素。文化流動的過程即是文化創新的過程,文化流動是我們觀察、評價、推動文化發展的基本理論和方法,與傳統方法是不同的。
 
21世紀,經濟全球化與信息技術加速了國際間各種要素的流動,從而使得城市在全球經濟中所扮演的角色顯得越來越重要。文化流動改變了對社會、歷史、傳統等文化資源持沉澱論的固化理解,在文化資源的世界性流通與再生産過程中,催生出效益倍增的新生力量。弗里德曼曾指出,以前的戰略優勢主要來自於對一套已有的知識存量進行保護,並從中獲取價值;然而這個儲備目前正在加速貶值,當今世界價值創造在於對知識的流動的把握和有效參與。新興城市的産生正是這種變化的結果。諸如班加羅爾等新興城市的成功並非僅局限於國際智力合作上,這些城市形成了一個吸引高素質人力資本集聚的環境。矽谷依靠斯坦福大學對創新、創業教育的重視而獲得崛起;矽谷的迅速崛起,同時也為斯坦福帶來源源不斷的智力資源和生氣勃勃的發展活力。

 

創新自覺、自信、自强形成的文化機制

 
當今全球經濟迅猛發展,文化也在加速流動中更為活躍。而文化流動中,移民、經濟、文化産業、技術和城市五個要素是最為關鍵的,它們與文化流動相互作用,為創新的生發提供了所需的文化機制和社會機制。
 
1.移民
 
人是文化的基本載體,無論是處於流動中的,還是已經發生移居的人口,他們都是文化流動的具體承載者。我們可以看到世界文化中心往往都是具有吸引力的移民城市,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移民造就了多種族、多宗教、多元文化、多階層的包容性社會,移民為文化的發展提供了內在的豐富性和生長力。儘管移民現象在世界各地自古就有,但是規模空前的移民浪潮則出現在近代商業革命和工業革命發生之後。如今,積極、主動、自願與歡愉更是成為當代移民的主體,他們主動從傳統邁向現代、從鄉村到城市、從地方到世界,這一過程不可避免地與全球化進程相重合。因此,伴隨着移民的全球流動,它正在改變着許多國家或地區社會的經濟、貿易和政策體系,並在一種文化旅行中創造着新的文化和文明形態。
 
2.經濟
 
全球化突出了世界體系和全球經濟的相互依賴性。上世紀90年代,西方發達國家開始步入後工業社會,以知識為核心的創意經濟和信息科技的發展,是全球經濟型態轉型的動因,它們加速催生了新的生産系統和地方經濟架構上的變革。社會增長模式所依從的資源也發生了巨大的改變—價值增值不再是來自傳統的物質改造的生産活動,而是來自技術創新和國家知識資本的提升。在這樣的背景下,一些國家公共政策開始把文化視作創新來源,並等同於民族的創造力,關注的重點是其為國家帶來的經濟競爭優勢。文化政策議題轉向於更多地關注於文化實用性和功能性生産形式的經濟活動,並在市場領域中從群體文化走向更為强調個體“創造性”的文化。將文化作為一個生産要素的政策導向,迅速影響全球。
 
3.文化産業
 
文化産業的發展使文化資源的力量獲得凸顯。區域文化資源包括歷史、産業及藝術遺産,而代表性資産有建築、城市景觀或地標等。此外,還有符號、公共生活、節慶、儀式,或是故事、嗜好與熱情,以及呈現在手工藝、製造與服務上的種種地方特色産物和固有傳統。它不僅體現在民族的歷史、習俗與傳統知識中,更是與現代知識、科技融合在一起,並通過將構想化為實際可行的方案來發揮其經濟價值。當今“文化+”是文化産業發展的基本路徑,這本身就是一個不斷創新的過程。
 
4.技術
 
曼紐爾·卡斯特在其著作《網絡社會的崛起》(2000)中認為,使用信息技術的能力以及在某種程度上包括生産信息技術的能力,已經成為一項發展過程中所需要的基本工具。新的技術帶來不斷變化的文化生産和消費模式;數字融合促進文化流動新模式的産生;技術進步實現的時空壓縮,使世界變得越來越小。科學技術的發展一方面使文化更快、更廣泛的傳播;另一方面又以自己的創新成果不斷更新乃至顛覆人們的觀念,豐富文化內容、解放思想。我們可以看到技術進步正在矯正文化流動中地方與全球、邊緣與中心之間的不平衡,處在傳統文化版圖邊緣的國家或地區,有可能在文化的極速流動中成為新生力量、新興節點,甚至新的中心。
 
5.城市
 
自21世紀起,城市所扮演的角色顯得越來越重要。對於全球極具影響力的城市,卡斯特等學者從全球流動空間的角度,視其為世界範圍內“最具有直接影響力”的節點以及中心。“Global Reach, Local Touch”, 强調的即是一個城市作為全球樞紐的同時,也必須將本地資源與全球資源連接並調動起來,尤其是將周邊區域帶動起來。對於現代城市來說,人口流動現象極為普遍,城市文化通過多元化的再現與綜合,有了更多創新的可能性,獲得一種更有實效性的統一體。但如果處理不好,其文化的疏離性也很明顯。因為在人口的遷徙和變化中,地域的親密聯繫喪失了。嶄新的城市文化亟需建立一種活躍的日常聯繫,和面對面交流基礎上的親密性。同時,人的歸屬感等精神層面對於城市凝聚力顯得極為重要。

 

文化積澱論反思

 
從19世紀到20世紀上半葉,不同的文化學派層出不窮,但文化的流動性沒有受到足够的關注。儘管不乏對不同文化之間相互影響的觀察,但對文化的理解所形成的傳統,最實質之處在於一個共同的看法:文化是一個特定群體的意義、價值與生活方式,文化因而是一個獨立存在的實體。然而,文化作為一個有限、獨立自足的實體,這樣的概念已不能讓我們了解全球化的流動性特質。許多西方學者開始反思其中的局限性。譬如,蘇珊·謝區和珍·哈吉斯在《文化與發展》一書中認識到將文化視為獨立存在的實體的片面性,提出當代文化發展中呈現的流動性及多樣化的特質。在全球化語境中,理解文化的傳統方式事實上已經喪失了應答和解釋當代文化問題的效力。我們需要啓發理解文化流動內涵的新範式,認識到文化在時間上不僅僅是被繼承的,更是被創造的。
 
在中國乃至全世界,文化積澱論仍主導着人們對各種文化現象、文化成果的判斷。如何避免文化積澱論對創新自覺、自信、自强的壓制和錯誤指向?這需要我們能辯證地看待文化積澱論的作用和缺陷。一方面,我們要看到文化積澱的重要性是無與倫比、不可替代的。它主要體現在五個方面:其一,文明是靠文化積澱形成的,文化積澱就是文明。其二,文化傳統和文化遺産是靠文化積澱傳承的,文化積澱是文化傳承的基本方式。其三,民族和國家是靠文化積澱凝聚的,文化積澱是民族和國家的根本凝聚力。其四,個人是受文化積澱長久的潜移默化影響的。其五,文化積澱也是一種稀缺資源。
 
另一方面,我們也必須指出文化積澱論存在六大誤區。第一,它沒有認識到文化積澱也能够窒息一切生動、活潑的文化行為和經濟行為,變成沉重的歷史負擔;文化的革新恰恰來自文化積澱的沉重包袱的解脫。一些歷史上發達的城市,現在讓它變革起來,特別是在觀念和制度方面創新就相當困難。因為文化積澱本身形成了永遠不可磨滅的文明成果,但同時也造成了歷史的局限性,壓制新思想、新觀念的産生,對創新産生了很大的負面作用。第二,它不懂得文化是活的,文化處在不斷變化過程之中,文化的發展和進步就是要不斷挑戰傳統的界限,而不是對傳統的堅守和對積澱的膜拜。任何時候,文化也要與時俱進,因為空間在變、時間在變,人們的社會生活方式、生産方式在變,文化也必須要變。而文化積澱看不到這種活的變化的東西,忽視甚至歧視這種活的文化。第三,它過分倚重文化存量,漠視文化流動帶來的增量。第四,它看不到文化的發生和進步並不是綫性的,而是具有多彩的形式和豐富的可能。文化因為多樣性而顯得更加生機勃勃,而積澱的結果,造成本來豐富的文化,在積澱以後也變得凝固和單一了。第五,文化積澱所形成的文化成就,並非像樹木那樣,植根在那裏,也並不是文化積澱所在地産生的東西一定是長久的,並且起着决定性作用。第六,它無法解釋為什麽那麽多文化積澱相對落後的城市或地區能够後來居上。
 
文化積澱論最主要的問題,就是阻礙着新觀念、新方法,使我們自得其樂而不求發展。批評文化積澱論,主張文化流動論,實際上是為了新的文化觀念、文化事物、文化發展,為了創新開放和文化的多樣化。要推動文化的加速流動和聚合,創造剛健、可持續的文化,這是今天文化能够走向繁榮的重要途徑和環節。一個沒有歷史文化的地方陡然興起,甚至成為文化重鎮、文化中心,只有一個出路,那就是文化向這裏流動。
 

文化流動對創新推動及文化根脉守護的重要性

 
在全球化時代任何地方經驗,既要受本地文化傳統影響,又會直接面臨各種流動資源所帶來的文化衝擊。事實上,跨文化交流也不是一種新現象,而是世界文化發展的常態。文化一旦産生便立即擴散,而在流動中好的東西並非一定在原産地開花結果,它往往在異鄉生根壯大。我們可以舉出很多例子說明這一點,這既發生在國內地域之間,又發生在鄰國之間,譬如四大發明就是典型的例子。文化流動為多種文化藝術觀念並存提供了動力,創造出我們正在經歷的這個文化繁榮的時代。所以,正視文化流動的積極作用,在發展道路上固守傳統精華並順應時代選擇是推動創新發展、延續文化身份必須堅持的方向。
 
我們倡導文化流動絕不是要否定傳統文化或在地文化,它並不是一個文化同質化的故事。我們發現不同社會對全球化影響下的現代性材料的運用各不相同,對外來文化的借鑒與學習,特定區域仍然基於自己的歷史經驗之上進行創新。全球文化流動正在被地方實踐涵化或以和合共生的模式發生作用。這一過程並不是全球化的産物,早在文化發生交流之時就已開始,可見地方文化本身絕不僅僅是地方的,它也是一種歷史發展的産物。在經濟全球化與信息化加速發展的時代,地方文化的形塑最終又會受全球性的動力影響。拒絕文化流動,排斥其他文化與載體,必將固步自封,本質上這也是與世界潮流逆行。
 
文化流動對創新的推動,主要體現在:其一,文化流動可以塑造價值創新能力。一種文化要想保持活潑的生命力,要保持觀念的輻射力,就必須要有一種價值創新的能力,通過價值創新,形成文化發展的領先優勢。其二,文化流動可以促進制度創新能力。文化的中觀層就是制度層面,制度包含了一種文化處理人和人、人和事、人和自然等關係的基本能力。制度文化最能反映一種文化自我管理、自我調整的能力。其三,文化流動可以增强適應時代變化的應變能力。當前經濟社會變化快,而意識形態和文化的變化相對遲緩。因此,要推動文化發展,必須要在文化對時代的適應和表現能力方面有所創新。其四,文化流動可以加速科技的創新能力。現代文化生産已經在相當程度上依賴於科技的開發和高新技術成果的運用,因此,科技創新能力的强弱將直接影響到現代文化生産的質量水平與傳播效果。其五,文化流動可以提高傳播與溝通能力。我們需要看到流動性帶來了資源的匯集,但同時携帶的文化异質性可能會阻隔人與人之間的溝通,阻礙人際交往與協助。因此,我們需要思考如何着眼於人本身,在流動中建構親密關係、編織社群網絡,這樣文化流動不但不會削弱溝通,反而會達致連接、交融進而獲得共享。
 
文化流動與守護文化根脉看似矛盾,且往往也有人批評流動性所帶來的全球市場對傳統文化的破壞,减弱了世界文化的多樣性。質疑當經濟選擇的自由擴展到全球之後,會對文化創造力産生消極影響。熊彼特曾將資本主義生産譬喻為一種“創造性破壞”,流動性在文化領域也正發生着類似的效果。文化流動也是一種充滿活力的“創造性破壞”,為多種藝術觀念並存提供了動力,催生了大量令人滿意的現代作品。(泰勒·考恩,2002)我們應該以更為積極的態度看待:文化流動可以使傳統的繼承與發揚更具有創新性、時代性。我們還需要認識到文化創新的基本精神是批判精神。任何一種新文化的産生都意味着對傳統和現存理論或方法的解構和再詮釋,新文化的産生往往是一個顛覆過程。因批判而發生的文化創新,也是文化流動的一種生動體現。傳統文化也需要在批判中保留精粹,剔除糟粕,獲得更為强大的生命力,即我們通常所言的:活的文化、新的傳統,在現代生活中得以繼承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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