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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艱巨 前景光明 —“一帶一路”建設中需要關注的幾個問題
The challenge is arduous and the prospect is bright: several concerned questions during the construction of Belt & Road
本刊特遨主筆 張立 [第3393期 2017-05-22發表]
日前,“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在北京落幕,29個國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腦前來參加,這是“一帶一路”倡議實施三年多以來,圍繞“一帶一路”舉行的最高級別國際論壇。

▲5月15日,“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在北京雁棲湖國際會議中心舉行圓桌峰會,國家主席習近平主持會議並致辭。這是第一階段會議結束後,習近平同與會領導人和國際組織負責人步出雁棲湖國際會議中心。(新華社圖片)

“一帶一路”順應了時代要求和各國發展的需要,內涵豐富,其中,合作與發展是其主要內容。習近平主席在講話中提到,“我們要構建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係,打造對話不對抗、結伴不結盟的夥伴關係。”“發展是解決一切問題的總鑰匙。要聚焦發展這個根本性問題,釋放各國發展潛力,實現經濟大融合、發展大聯動、成果大共享。”這些觀點特別引起國際社會,尤其是西方的共鳴和高度關注。

論壇結束後,國家主席習近平面對中外記者表示,“一帶一路”建設已經進入一個全面展開的新階段。在這次論壇前夕,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成員增加到77個;論壇期間,中國同30多個國家簽署了相關經貿合作協議,同有關國家就自由貿易協定進行了協商。在共商、共建、共享理念指引下,一個承載歷史責任和歷史使命的新機制、新平台已經形成。
作為當代中國最重要的對外戰略,“一帶一路”將是一個長期的學習過程,但它不可能是現成書本知識的重複,更不可能只是對國外經驗的簡單照搬。“一帶一路”很可能需要花幾代人的時間才能真正建立起來,也可能會遭遇以前所料未及的挑戰。在這其中,要解決的問題很多,但至少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需要儘快得以強化和提升,以應對各方關切。
 
▲5月14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北京出席“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開幕式,並發表題為《攜手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的主旨演講。這是習近平同出席“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的代表們合影。    (新華社圖片)
 

世界期待中國  成全球化新領頭羊


從國際背景來說,今天正處於全球化最不確定的時刻。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發生以來,世界經濟仍然處於不平衡的狀態。全球化和技術進步所造成的巨大收入差異、社會分化、就業流失等,導致西方貿易保護主義的迅速抬頭。美國是上一波全球化的領頭羊,但特朗普的當選表明右派民粹主義和經濟民族主義戰勝了以往的自由主義,美國不僅不再扮演全球化領頭羊的角色,反而開始扮演起“逆”全球化的角色。

因此,世界期待着一個新的全球化的領導者或者領頭羊。在這樣的國際形勢下,國際社會給予中國很高的期待。對中國來說,因為西方和美國所面臨的困難而出現的國際空間,如果把握得好,就是一個很好的機會在國際舞台上提升自己。中國要善於抓住這個機遇,提升自己在世界經濟體系中的制度地位和作用。

那麼,中國能否抓住這個機遇呢?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說,這既是一個能力問題,即中國是否有實際能力去抓住這個機遇,更是一個認識論問題,即中國是否把此視為一個機遇,要不要這個機遇。就能力而言,中國現在是第二大經濟體,最大的貿易大國,如果中國沒有能力,那麼其他國家就更不用說了。人們有理由認為,對中國來說,主要是認識論問題。要抓住機遇,中國的決策者們首先必須解決好幾個有關中國和國際自由經濟秩序之間的關係認識論的問題。

第一,中國下一步可持續發展,需要其進一步融入現存的世界經濟秩序。中國是全球化的主要參與者,也從全球化過程中獲得發展機會。如果沒有對全球化的參與,很難理解以往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在下一階段,沒有其他國家像中國那樣更需要全球化。今天的中國,儘管仍然需要吸引大量外來資本進行產業升級,尤其是技術含量高的資本,但同時在很多領域中也出現資本過剩的現象。也就是說,在一些領域資本已經飽和,需要走出去尋找新的投資空間。

第二,國際自由經濟秩序符合中國的國家利益。對國際自由經濟秩序要有實事求是的認識,而不能過於意識形態化。簡單地說,到現在為止的世界自由經濟秩序的形成和發展並不容易,它是西方進步力量尤其是左派力量長期推動的結果。一些人對西方的看法經常過於意識形態化,不經意地把整個西方建立的制度置於中國的對立面。實際上,二戰後的國際經濟秩序較從前的國際秩序有很大的進步,更具有文明性。

第三,中國和國際自由經濟秩序接軌更是世界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全球化必須有大國的大力推動。全球化的主體儘管是資本,但如果沒有政府配合,全球化便會困難重重。近代以來的每一波全球化都和政府作用分不開。

今天,在西方社會越來越不確定的情況下,越來越多國家就希望中國來扮演繼續全球化的領頭羊角色。對中國來說,看來已很難推脫國際社會的這個期待了,因為這既是中國本身發展所需,也是國際發展所需。中國是否能夠滿足國際社會的這個期待,當拭目以待。

保持責權利平衡


古代絲綢之路能夠興盛千年,並不是因為存在一個強大的帝國為絲綢之路提供經濟動力和安全保障,而是因為絲綢之路沿線的所有國家都能通過這條蔓延萬里的商路獲得利益,願意共同維護商路的通暢。古代絲綢之路後來的衰落,在一定程度上也與絲路沿線如奧斯曼土耳其等某些國家試圖壟斷絲路所帶來的利益有關。

因此,中國社科院亞太院南亞研究中心主任葉海林指出,隨着“一帶一路”倡議推進日益深入,成果日益明顯,僅僅依靠務實和善意,並不能確保“一帶一路”最終實現包括中國在內的所有參與國的共同預期。未來,在“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過程中,中國還需要在如下三個方面避免落入“自我膨脹”的陷阱。

第一,“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要避免越普惠越能成功的結論。“一帶一路”倡議最初主要在中亞和東南亞這兩個中國近周邊方向。隨着倡議的落實,範圍逐漸擴大,遠周邊乃至非周邊的許多國家也參與進來。這對提高“一帶一路”倡議的國際影響力顯然是有利的,然而同時也可能會導致倡議被泛化,甚至最終被虛化的風險。中國沒有能力為全世界提供基礎設施建設,也不可能通過為全球提供互聯互通來維持經濟全球化。“一帶一路”推進得越順利,就越需要警惕圈子越劃越大的衝動。中國固然有理由也有必要對自己的能力日漸自信,但這種自信仍然要保持一個合理的範圍。至少在“一帶一路”倡議的早期階段,深度要比廣度重要得多。中國不能僅僅以“一帶一路”在範圍上的擴大為政策目標。

第二,“一帶一路”的實施,要注意保持參與國之間責權利的平衡,要特別注意避免出現“搭便車”現象。搭中國經濟增長的快車,是值得鼓勵的,而“搭便車”,卻是必須警惕的。“一帶一路”倡議不是中國大規模的援外工程,市場原則必須堅持。中國在周邊戰略的推行過程中,毫無疑問地會存在外交目標的排序。在爭取其他國家參與“一帶一路”時也可以,實際上是必然,存在基於中國利益的選擇偏好。但是,這種排序和偏好,不能體現在“一帶一路”具體項目的差別性待遇上,更不能以違背市場原則的方式犧牲“一帶一路”實施項目的接入標準。

第三,“一帶一路”的實施,要在尊重區域原有架構和創造性介入之間保持平衡,以是否有利於地區一體化的實現為衡量標準。中國應該認識到“一帶一路”倡議從根本屬性上而言是經濟性的,但既會受到地緣結構的影響,也會反過來影響到特定區域的地緣結構。中國既不能無視“一帶一路”與地緣問題的關係,也不能過度自信,認為“一帶一路”的推進可以從經濟角度解決這些矛盾。中國所應該推行的是創造性介入理念,用有節制的主動外交為“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創造良好的地緣環境。

目標:實現區域監管一體化


三年來,隨着“一帶一路”建設的落實與深化,以及納入第71屆聯合國大會協商一致通過第A/71/9號決議,“一帶一路”已成為構建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係,打造發展共同體的全球新倡議。從發展願景看,未來需要着眼於構建“一帶一路”的全球價值鏈合作機制、多邊投資框架、貿易規則體制重大的制度與規則創新,這不僅將為促進中國產業轉移與產業升級提供機遇,也勢必推動新一輪全球貿易和新型全球化的繁榮型增長。“一帶一路”區域內貿易合作水平仍處於較低水平。和歐盟、NAFTA以及東盟等在區域一體化方面取得實質性進展的地區相比,“一帶一路”相關國家面向區域內國家的出口和進口在全部對外貿易中的比重比較低,區域國家經貿合作還處於初級階段,相應的規則制度設計迫在眉睫,尤其需要重視的是,從宏觀經濟政策領域消除“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因不同貿易政策造成的“政策壁壘”。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張茉楠認為,關於貿易爭端解決機制的安排,可以借鑒歐盟、北美自由貿易區、東盟的現有做法。考慮到目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較為鬆散的合作現狀,應該在對接現有貿易爭端解決機制的同時,強調用磋商的方式解決爭端,並建立區域共同專家組,以仲裁的方式解決未能協商一致的貿易爭端,未來隨着“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貿易合作的日益密切,可以考慮建立區域化的司法體系,將貿易爭端、投資爭端、金融爭端以及建立相配套的執行體系。

此外,跨境貿易和投資合作還涉及商品檢疫檢驗、知識產權、產品質量和技術標準、環保標準等眾多領域的標準、規則的對接與統一。同時,由於“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之間的經濟合作還處於起步階段,各方面的橫向銜接和溝通還不夠通暢,通關和監管都仍在不斷探索之中,實現區域監管一體化將是一個十分重要的目標和領域。

為促進“一帶一路”區域貿易暢通,必須加強區域各領域、各方面、各層次的密切合作,如國際間的雙邊和多邊合作、國內各部門的橫向合作等。在貨物貿易、投資保護、原產地規則、海關手續、貿易救濟、檢疫措施、技術壁壘、知識產權、政府採購、勞工與環境、臨時入境等不同領域,做出合理合情的制度安排,推動貿易便利化。

同時,亞歐應更好地對接基礎設施建設規劃和技術標準,暢通基礎設施骨幹通道。完善的基礎設施網絡有助於降低交易成本,促進要素的跨境流動,拓寬貿易投資的範圍,深化市場分工,促進區域經濟一體化。
 


 

三大財經機制可當重任


“一帶一路”建設中的財經板塊,既是整個國際合作框架的重要支撐,也是最具挑戰、最需要創新的合作領域。自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人們對全球發展不平衡問題、對現有經濟治理機制和架構缺陷,認識得更深刻了。解決全球財經難題,就需要在更廣泛範圍內整合經濟要素和發展資源,形成合力。財經觀察人士董少鵬指出,從這個角度來說,“一帶一路”建設中的三大財經機制可當重任:

一是財經政策協調機制。金融危機結束以後,建立更加穩定的全球性金融保障體系,加強各大經濟體之間財政金融政策的協調,成為越來越普遍的共識。任何一個國家,都應當充分考慮其宏觀政策的外溢效應,兼顧到合作夥伴的政策預期,而不能夠只考慮自己一方的利益。各國要通過政策協調,最終達成有利於全球整體利益和各國利益的“政策賬單”。

“一帶一路”建設要順利推進,提高生產和流通效率,保障經濟合作安全,必須要在財經政策協調對接機制上取得大的進展。而要實現這一點,就需要在各國央行、財政部門以及大型金融機構等層面搭建起有效的溝通合作平台;也要發揮多邊金融機構的作用。

二是金融市場支撐機制。建立穩定、可持續、風險可控的金融保障體系,首先要加強政策協調和信息溝通,各方必須建立起金融互信機制,使金融運行、金融增長和金融合作能夠在穩定的框架下,根據市場實際需要,兼顧各成員合理利益關係來構建市場和監管機制。要通過各方合作,使風險可識別、可預期,確保金融風險及時地揭示、及時地應對,從而避免一國市場的風險向其他國家擴散,徒增不必要的監管成本。

建立多元化的融資體系和多層次資本市場,對於“一帶一路”建設具有很現實的意義。基礎設施建設、重要領域的研發生產和貿易合作,都需要資金保障。既要發揮好間接融資的作用,加強商業銀行體系之間的聯通合作。也要壯大直接融資市場。可以借鑒中國的滬港通、深港通經驗,促進相關國家在資本市場層面的合作。可以探討建立“一帶一路證券交易所”,為相關成員提供企業股權和債券融資服務。基礎設施聯通,也應該包括金融基礎設施聯通,多層次資本市場的聯通和開發建設是題中應有之義。

三是財經公共產品創新機制。“一帶一路”建設,需要創新的、適宜的財經公共產品。目前,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已經擁有77個成員,為“一帶一路”建設參與國的9個項目提供17億美元貸款。截至今年第一季度,絲路基金已簽約15個項目,承諾投資金額累計約60億美元,落實投資達40億美元。此外,絲路基金還單獨出資20億美元設立了中哈產能合作基金。中國同中東歐“16+1”金融控股公司也正式成立。這些舉措有的是提供新的公共產品,有的是對現有公共產品的再開發,但其落腳點都是一樣的,即應對貿易保護主義和“逆全球化”思潮,推動建立公正、合理、透明的國際經貿投資規則體系,從而實現生產要素的有序流動、資源的高效配置、市場的深度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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