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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帶一路”倡議與台灣的未來
Belt & Road Initiative and Taiwan ’s future
戴肇洋 [第3394期 2017-06-05發表]
受到國際社會所矚目的第一屆“一帶一路(One Belt,One Road)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今年5月14~15日兩天,於北京盛大舉行,共計29個國家領袖代表、70個國際組織及130個國家各界人士共襄盛舉。同時,習近平於高峰論壇結束時宣佈,2019年中國大陸再次舉行第二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藉以檢視成果及作為此一國際合作計劃推動參考。

▲5月15日,“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在北京雁棲湖國際會議中心舉行圓桌峰會,國家主席習近平主持會議並致辭。圓桌峰會閉幕後,習近平會見中外記者,介紹“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會議情況和主要成果。這是習近平步入記者會現場。(新華社圖片)  
 

重塑全球經濟秩序


這項從中國大陸西部出發,經中亞、西亞、中東、土耳其、俄羅斯到歐洲的“陸路絲綢之路”,以及從中國大陸福建沿海啟程,經南海、印度洋、東非達地中海的“海上絲綢之路”所形成之“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不但是本年度迄今促進國際合作最具有規模的國際性論壇,而且可能是本世紀以來重塑全球經濟秩序最具有影響之關鍵性會議,共計30個國家簽署“聯合公報”,同意共同攜手合作推動“一帶一路”建設。

回顧此情此景,如果與2013年9月習近平訪問哈薩克斯坦(Kazakhstan)共和國,首次提出“一帶一路”倡議構想,或是與2014年11月習近平利用主辦“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APEC)會議,再次宣佈積極建立“歐亞非經濟一體化”的“一帶一路”倡議,並未受到歐美、日本等先進國家重視或引起國際重要智庫、媒體等單位注意之比較,其所顯示的意義,可以說是天壤之別。

毋庸置疑,目前中國大陸在對外政治與經濟戰略上所採取的思維,似乎顯示已經與以往韜光養晦的態度截然不同,而是充分表現一個“大國”在國際社會上所必須扮演的角色。亦即近年中國大陸在快速崛起的同時,透過國際合作模式,藉由其所主導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AIIB),提供資金支援沿線國家從事基礎設施建設,在不及4年時間內有規劃地逐步推動之下,“一帶一路”國際合作計劃沿線共計連接65個國家、44億人口,以及包括40%以上的GDP、中國大陸之貿易金額每年超過1.4兆美元。由此可見,中國大陸所推動的“一帶一路”國際合作計劃,已成為習近平透過國際外交政策連結貿易策略,以翻轉成為“大國”的戰略核心,其對未來全球地緣政治和經濟之可能影響,不容小覷。

▲之前台灣曾經申請於“馬習會談”中提出加入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最後隨着政黨輪替無疾而終。圖為2015年11月7日,兩岸領導人習近平、馬英九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大酒店會面。(中新社圖片)  


均衡國際經濟發展


不過,迄今為止許多學者專家或期刊論文始終認為:中國大陸推動“一帶一路”倡議,其實背後有其特殊層面的考量。其邏輯大致可以歸納包括:在政治的角度上,雖中國大陸土地幅員龐大、物產富饒,但隨着人口不斷成長、消費能力增加,加上西部屬於高山峻嶺與沙地荒漠,使得促進經濟持續成長與滿足民生需求所必須的資源對國外的依存日益上升。由於這些國外資源需要經由沿海海路進入,取得來源與管道較為單一,加上多數重要工業基礎設施集中沿海區域,在美國“重返亞洲戰略”,加強對亞太島鏈的封鎖下,使得中國大陸全球佈局咽喉在無形中遭到扼住,此讓對外發展核心直接暴露於外部威脅,已無疑地提高戰略風險。因此,中國大陸推動“一帶一路”戰略佈局,其實正是採取“翻轉向西”之舉,亦即在加強“一路”的同時,藉由擴大“一帶”向西開發,拓展戰略縱深,使得中國大陸獲致資源來源與管道更加保障,以提高國家之安全,進而在全球發展中取得有利位置。

其次,在經濟的角度上,由於中國大陸實施改革開放政策之後,經濟快速崛起,尤其於2010年時GDP首度超越日本,成為世界僅次於美國的經濟體,依據《金融時報》報道,至2025年時,甚至可能取代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經濟體。但是,在經濟快速成長的同時,卻也產生“外匯存底”和“生產能力”過剩問題;此外,加上2008年全球金融風暴之後,中國大陸重要出口市場的美歐、日本等先進國家之進口需求持續陷入低迷,因中國大陸能夠增量空間不大,而必須尋找可以消化內部過剩產能途徑。亦即中國大陸推動“一帶一路”戰略乃是,企圖扭轉過去30餘年以來透過外資產業“引進來”,與其國家點狀、塊狀簽署自由貿易協定的發展格局,同時利用外匯存底部分資金成立基金,提供相關國家融資貸款,重新打造連接至歐亞非一體化帶狀經濟體系,帶動中國大陸產業“走出去”,藉此構築新興出口市場,消化內部過剩產能。

然而,在採取上述特殊層面考量“一帶一路”倡議思維的同時,卻又無法忽略其“積極”層面考量。誠如許多相關研究或調查報告指出,1990年代之後,在國際社會所形成的區域經濟整合潮流,其背後所顯示的意義,並非僅是單純的區域內部國家之間追求市場開放之選擇,而是涉及更為複雜的全球貿易結構之調整。也就是說,中國大陸推動“一帶一路”佈局目的乃是,憑藉經濟實力取得區域經濟整合權、貿易主導權、市場定價權及資源配置權,以捷足先登搶佔全球貿易規則的制訂權力與主控地位,進而延伸在國際政治舞台佔有更重要的發言權及影響力。

此外,再從目前中國大陸所公佈的“一帶一路”佈局來看,其在規劃上是中國大陸向西、向南連接各國,暢通歐洲的路徑,而且為針對鄰近的老撾、柬埔寨、緬甸、巴基斯坦、伊朗、蒙古、土耳其,以及中東各國等屬於中國大陸對外貿易之沙地荒漠,躍升成為下一回合經濟綠洲的區域加以開闢。亦即“一帶一路”倡議的本質是在於均衡區域發展,以連接帶動包括:東協、中亞、西亞、中東等點狀、塊狀之經濟發展,積極參與歐洲“金融危機”災後重建,構築全球跨越國度最長、最具有發展潛力的經濟廊道,涵蓋65%的世界人口、40%以上的全球經濟總量。因此,“一帶一路”倡議佈局對於中國大陸翻轉世界軸心,均衡國際經濟發展,對外顯示其經濟實力具有頗重要之意義。也就是說,中國大陸藉此“一帶一路”國際合作計劃,呈現經濟崛起所累積的實力,以及創造共存共榮國際秩序所肩負之責任。

很顯然地,中國大陸舉辦“一帶一路”高峰論壇,已反映出全球金融風暴之後,國際經濟格局正在轉變,亞太地區對國際經濟的影響持續上升,尤其是中國大陸經濟的快速崛起,未來陸上絲綢之路連接海上絲綢之路沿線新興市場具有成長發展潛力。

特別是依據亞洲開發銀行(AIB)預測,2010至2020年期間,亞洲國家至少需要投資國家基礎設施建設金額超過8兆美元,區域間道路交通建設需要投資金額至少2,900億美元;同時,國際能源組織(IEA)則是預測今後20年期間,東協各國能源與基礎設施建設需要投資金額高達2.5兆美元。這些頗龐大的投資機會,自然吸引國際社會積極參與。此外,值得重視的是,此次“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其除加強“政策溝通”外,更進一步確認推動基礎建設“設施聯通”,重視數位經濟、新興產業、貿易、工業園區、跨境經濟園區等“貿易暢通”,研發創新融資模式、多邊開發機構等“資金融通”,以及深化教育、科技、體育、衛生、智庫、媒體和旅遊等“人心相通”等五通合作架構。

事實而言,國際經濟從2008年受到金融風暴衝擊後,其成長主軸已明顯地從已開發國家移轉至發展中國家,其中又以中國大陸為牽引的主軸。依據許多國際智庫研究顯示,過去幾年以來中國大陸經濟對國際經濟的成長貢獻,最高曾經達到五成左右;近年雖其經濟成長放緩,但貢獻仍維持在三成以上。再者,世界銀行研究指出,未來全球六大新興經濟體對國際經濟成長的貢獻可以超過一半,中國大陸所推動的“一帶一路”計劃,乃是拉抬這些發展中國家經濟成長為主軸的國際經濟合作政策。

在此同時,值得一提的是,全球貿易版圖隨着美國總統特朗普上台,呈現有轉變之現象。亦即美國選擇退出過去曾主導的“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議(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TPP)”,中止歐盟洽商的“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協定”(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 TTIP),甚至質疑世界貿易組織價值,似乎從自由貿易的領導位置中退位。相對中國大陸則是選擇反向操作,習近平除多次在出席重要國際經濟會議中發言力挺自由貿易,以及宣示中國大陸將會更進一步擴大開放市場外,持續推動RCEP區域經貿組織於2017年完成諮商談判,同時透過其所主導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配合“一帶一路”推動國際經濟合作計劃,已隱約地在自由貿易中扮演領頭角色。

 
▲除非蔡英文能夠突破兩岸關係僵局,否則台灣未來無緣參與“一帶一路”國際合作計劃所衍生的龐大基礎建設投資機會。(中央社圖片)


台灣未來何去何從?


面對美國可能採取保護貿易政策,以及中國大陸積極推動“一帶一路”倡議佈局之下,台灣未來又將何去何從?如果高唱“中國大陸已經領導世界”,可能顯得太過高調、獻媚,相對故意忽略“一帶一路”,則是暴露過於無知無感、逃避現實。亦即不論從短期台灣產業轉型發展的角度觀察,或是以長期國際貿易版圖位移的觀點評估,未能加入已發展成為一個可以運作的組織,均對台灣經濟造成負面影響。

儘管,在此之前蔡英文在接受東協及印度等六國媒體聯合訪問時說明,其所推動的南向政策與中國大陸所推動的“一帶一路”計劃是完全不同,並非與中國大陸之競爭,而是以台灣的優勢促進互惠互利發展。但是,由於東協十國和南亞六國是中國大陸推動“一帶一路”的經由區域,其中馬來西亞、越南、印尼、老撾、菲律賓、柬埔寨、巴基斯坦、斯里蘭卡等國家已經簽署此次“一帶一路”高峰論壇“聯合公報”,尤其未來中國大陸將透過與相關國家共同研擬“行動方案”模式,建立各項領域“長期”合作計劃,特別是在加強數位經濟、人工智能、納米技術、量子計算等領域對接合作之下,南向政策與“一帶一路”戰略的競合關係,其對未來台灣產業的影響,恐將更加深遠。

另一方面,中國大陸與東協之貿易金額從1991年的79.6億美元大幅成長至2015年的4,721.6億美元,15年期間增加59.3倍,中國大陸持續7年成為東協最大貿易夥伴。此外,加上透過領導高層互訪、經濟對話或雙邊貿易諮商等所建立的制度,促進中國大陸與東協國家的戰略對接,雙方自由貿易區升級議定書已經於2016年7月起正式生效,其中包括:“一帶一路”倡議越南的“兩廊一圈”構想、柬埔寨的“四角”戰略、印尼的“全球海洋支點”構想實現對接。同時,中老鐵路、印尼雅萬高鐵、中泰鐵路合作項目均已啟動;再者,推動中馬“兩國雙園”,以及與泰國、柬埔寨、越南、印尼、老撾等產業園區之合作,甚至未來更進一步發展建立“中南半島經濟走廊”,其未來台灣與均無正式邦交的東協國家之經濟往來或合作,在其國家利益考量下,難免產生影響。

令人遺憾的是,台灣於2016年政權輪替後,因“九二共識”涵義的歧見,而導致兩岸關係陷入僵局,使得此次“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會議被排除在門外。至於之前台灣曾經申請或於“馬習會談”中提出加入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也是隨着政黨輪替無疾而終,甚至明確表示,台灣需要透過北京申請始能加入,其實在目前兩岸關係下已經明確婉拒台灣加入,此意味着除非蔡英文能夠突破兩岸關係僵局,否則台灣未來無緣參與“一帶一路”國際合作計劃所衍生的龐大基礎建設投資機會。

坦然言之,台灣之前寄望加入美國所主導的TPP,以化解經濟邊緣化、孤立化之危機,隨着美國退出之後此望已絕。然而,此時此刻如果台灣因兩岸關係惡化,而無緣參與中國大陸所主導的RCEP區域經濟整合、“一帶一路”國際合作計劃,除在短期內失去投資機會、經濟受到影響外,長期而言,台灣在國際經濟舞台上恐將落得兩頭皆空,全球貿易孤兒形象更加鮮明,此一趨勢對台灣未來的出口成長、投資增加、就業創造、薪資成長等方面,均有負面影響。亦即台灣如果再不抬頭注意全球貿易環境變化,以及即時改弦易轍設法化解兩岸僵局,進而尋求與大陸和平發展、與大陸同步發展,台灣產業不僅被迫淪為邊緣化、空洞化,屆時更加難解經濟風險與危機。

﹙作者為台灣省商業會顧問、現代財經基金會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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