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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轉型與粵港澳大灣區(一):“雙轉型”是世界一流灣區發展的新潮流
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 [ 2017-07-03發表]
一、什麼是“雙轉型”?
 
所謂“雙轉型”,即單一城市向都市群轉型,金融中心向“金融+科技”中心轉型。
 
(一)城市空間發展和生存狀態的轉型
 
單一城市向都市群轉型是城市空間發展和生存狀態的轉型。亦即單一城市的發展空間並非看得見的行政界線,而是通過發達的交通網絡,與周邊地區互聯互通,相互交融;城市的要素資源整合不僅限於管轄區域,而是在城市內外乃至遠在“飛地”展開,通過大區域、廣覆蓋的資源配置,生成可持續發展新動力。
 
單一城市向都市群轉型旨在形成“城市的都市群生存狀態”:城市單打獨鬥、各自發展的時代業已結束,都市群發展不僅是單一城市發展的重要依託,也是國家、區域、城市競爭力和影響力提升及發揮作用的重要平臺和手段。紐約、東京、倫敦,都不是作為單一城市而存在,這些城市之所以具有全球地位和影響力,歸根結底取決於以其為核心的都市群的實力。在經濟全球化出現一定程度的發展方向漂移、利益訴求多元的新形勢下,依託都市群發展城市,成為全球頂尖城市的首要選擇;打造新都市群,就是打造城市的國際綜合競爭力。
 
(二)城市發展動力轉型
 
金融中心向“金融+科技”中心轉型則是城市發展動力的轉型。過去20年,從亞洲金融風暴到全球金融海嘯,暴露了單一金融中心城市經濟高度虛擬化的軟肋,也彰顯了跨國公司推動下的全球產業分工格局的缺陷和不足。這些城市(尤其是全球金融中心城市)不僅是波及全球的“蝴蝶效應”的製造者,也是“蝴蝶效應”的受害者。因此回歸實體、回歸製造業,成為全球金融中心城市發展經濟的主要路徑之一。
 
但對大多數發達經濟體而言,回歸乃至重塑製造業並不現實,金融中心城市更是幾乎不可能,因此發展創新科技成為次優選擇,即通過發展創新科技,實現從財富投資驅動向創新驅動的動力轉換。實際上,在全球產業和區域競爭中,創新和科技進步一直發揮著決定性作用,且重要性日益凸顯。大都市是世界創新資源的集聚中心和創新活動的控制中心,也是一個國家綜合實力的代表,標誌著國家在世界分工體系中的高度。一個沒有創新科技資源及競爭優勢的金融中心,內涵是不完善的,功能是殘缺的,將會遭遇能級提升的天花板,在全球城市競爭中也將處於不利地位。
 
在全球經濟復蘇緩慢大背景下,以發展為主題的新都市群和創新驅動“雙轉型”,成為全球區域、都市群和城市發展的選擇,正在重塑全球城市功能、重繪全球經濟版圖、重構全球競爭格局。
 
2017年初,國務院政府工作報告明確提出“研究制定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規劃”,標誌著作為國家戰略,粵港澳大灣區開始從概念轉向實踐,從構想轉向規劃,意味著港澳珠三角區域合作進入深化、拓展、提升的新階段。在“雙轉型”的國際大背景下,粵港澳大灣區的出現可謂正逢其時。毫無疑問,以新都市群與創新驅動為核心的“雙轉型”,將引領粵港澳大灣區發展。
 
 
二、單一城市向都市群轉型,打造新都市群
 
(一)灣區都市群的構成
 
與都市群類似的概念有很多,諸如“集合城市”“都會區”“大都會或大都市”“延伸都會區”“都會區域”“城市區域”“融合大都會區等。這些概念都是描述在一個國家和同一制度下數個大小城市經過“有機增長”,最後變成了大城市或大都會。
 
“都會區”也稱大都會,是指以某個規模較大的城市為核心,向周圍輻射構成城市的集合。都市群通常不是一種行政建制,而是與就業和通勤密切相關,因而有的都會是“通勤都會”。“大都市”也稱都市群,是指以某個或幾個中心城市為核心,同與其保持著密切經濟聯繫的一系列中小城市共同組成的城市群。
 
國際上著名的都市群,大都分佈在歐美日本等經濟發達的國家和地區。美國紐約市所屬的5個區,以及包括紐約州、新澤西州和康涅狄格州在內的26個縣稱為“紐約都會區”。舊金山灣區包括9個縣和101個市,其中最大的三個城市是舊金山、奧克蘭和聖荷塞。大倫敦地區是英國最大的都會區,由倫敦市與32個自治市鎮共同組成。日本東京大都會包括23個中央行政區,多摩地區和島嶼,在日本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中佔有十分重要的位置。這些都市群對全球經濟發展具有非常大的影響力。
 
(二)通勤都會區:交通基礎設施硬件支撐
 
都市群天生與就業和通勤相關,而以交通基礎設施硬件支撐的通勤都會區,不僅是都市群最初的原意,也是都市群功能和效用得以發揮的關鍵。一個通勤存在問題的都市群,將難以解決交通、居住和空間的擠迫、高成本和單元化,規模過大、集中過度造成的各種污染,以及缺乏多元化、多樣化競爭帶來的創新能力和機會。這樣的都市群可能是死水一潭。
 
一個都市群實現功能的整合和優化,最關鍵的是通勤都會區的建設。涉及到都市群內人流、物流、資金流、資訊流的方便和成本(特別是時間成本)。公共交通的軌道網絡及相配的其他交通工具的配套體系是重中之重,如多核心都會區形成一小時生活圈、經濟圈,國際一流都市群大都能夠達到這個標準。
 
節點是網絡的組成,是人流、物流、資金流、資訊流的中轉點、樞紐點。東京、巴黎等都市群高度重視節點建設,通過建設軌道交通,造就新節點,尋求新空間,發展節點經濟。一個都市群,一旦軌道交通把各組成城市和地方整合在半小時、1小時生活圈,溢出效益和外部效益便唾手可得。
 
東京灣區都市群是通勤都會區建設的典範。東京以至橫濱和環東京灣地區的發展以軌道交通主導,東京都與周邊地區是鐵道,東京都內是電車。1960年代之後則是鐵道、地鐵並加上高速鐵道的新幹線。東京都會區地鐵化的軌道交通網絡,如重鐵鐵路和高速新幹線幾分鐘一班,每班次可載運上千人數以上的旅客。軌道交通又不受道路擠塞和意外的妨礙,暢通無阻,效率極高。東京灣區幾乎所有的都會設施都處於距離軌道交通車站一公里的範圍之內。在軌道交通網絡的推動下,都會化的步伐迅速,且深化程度極高,形成整個都會區高度的整合和連結。國際上與東京相比的大都會區,基本上都是以軌道交通網絡作為支撐的。規模越大的大都會區,軌道交通的網絡範圍和密度越高。
 
(三)發展動力:市場化配置要素資源
 
市場是灣區都市群發展演變的主導力量。從市場主導的角度看,灣區形成的動力在於優越的經濟地理,經濟結構的開放,要素資源的多樣和豐富。灣區內的中心城市在這些要素支撐下得以形成並發展和提升,反過來輻射帶動其他城市發展,形成經濟和產業的分工佈局並持續優化,灣區經濟逐步成形。灣區經濟在發展路徑上的共性是:市場規律主導要素聚集,形成中心城市,中心城市以輻射功能帶動周邊地區經濟和產業的發展,形成灣區經濟。
 
紐約灣區以紐約市為核心城市,波士頓、費城、華盛頓和巴爾的摩為次中心城市,再加上周邊各縣,形成中心城市-次中心城市-中小城市的塔尖式格局。各城市根據自身條件發展優勢產業,錯位發展。市場力量和城市產業分工意識,使得部分產業實現規模聚集效益後迅速向中心以外擴散,使城市由中心向郊區呈現核心城市區、近郊區、遠郊區的非常合理的圈層式結構。
 
東京灣區屬於主中心區域---次中心區域-郊區區域-邊遠縣鎮區域等多核多中心的空間格局,產業佈局沿著由中心向邊遠的路向,第一產業階梯式上漲、第二產業階梯式下降、第三產業階梯式急劇下降。東京市是灣區經濟的中樞,主要佈局都市工業和服務業;神奈川縣主要佈局工業和港口物流;千葉縣主要佈局臨空產業和物流、商業;琦玉縣則是東京副中心,承接政府部分職能轉移。其城市功能分工和產業佈局和紐約灣區也無較大差別。
 
毫無疑問,灣區都市群是市場規律發揮作用的結果,是市場在要素資源配置中起決定作用的結果。市場發揮作用的基本前提和基礎是要素資源流動的自由化,因此市場化同時意味著要素流動自由化,這對灣區都市群的形成與發展至關重要。
 
(四)頂層設計:打造新都市群
 
灣區都市群形成和發展的規律依然有效。關鍵是如何汲取全球灣區都市群發展的成功經驗,汲取教訓,打造具有中國特色的新都市群。儘管市場是灣區都市群的主導力量,但做好頂層設計至關重要,是打造灣區新都市群的充分必要條件,也是推動單一城市向都市群轉型的重要杠杆。
 
 
三、金融中心向“金融+科技”中心轉型,實現可持續發展
 
(一)創新科技是社會“穩定器”
 
較之服務業特別是金融業,創新科技產業鏈條更長,產業關聯度更高。縱向上,創新科技涉及基礎高校、研究機構、企業等的原始研發,涉及產品設計製造的中試,也涉及科技專業服務。橫向上,創新科技幾乎與所有其他行業都有關聯,高校教學、工廠製造、金融服務、文化創意、休閒旅遊等極其廣泛的生產生活領域,都對創新科技有特殊需求。較長的產業鏈和寬闊的行業應用,能夠吸納更多人員,提供更多優質優酬的就業職位。
 
創新科技的發展,有利於解決金融中心、單一服務經濟中心通常存在的、較為嚴重的收入差距、貧富差距、青年就業、階層流動等社會問題,有利於推動經濟發展,促進社會安定。發展創新科技,形成創新驅動模式,將促進經濟社會均衡協調發展。
 
因此,創新科技一定程度上已經超越單一經濟產業範圍,成為一個國家、區域或城市保持經濟社會協調、均衡發展的“穩定器”,具有多重意義和複合價值。對於矯治經濟全球化引發的局部地區或城市的產業過度服務化、虛擬化之弊有“刮骨療毒”之效。
 
(二)大都市是發展創新科技的沃土
 
擁有充沛的人才、資金等要素資源,是創新科技的必要條件。紐約、倫敦和東京等國際大都會和全球金融之都,是大學、科研院所、大企業研發中心等的集聚區,各類高端人才豐富,商業環境成熟,這些都是創新科技發展不可或缺的天然優勢。
 
依託矽谷知識、資本的外溢,聖荷塞高技術產業群、奧克蘭高端製造業及舊金山專業服務,舊金山灣區構築了“科技(輻射)+產業(網絡)”的全球創新中心。創造出約1/3日本GDP的東京現代化特大型都市經濟圈,形成了“工業(集群)+研發(基地)”的獨特模式。倫敦以創意、金融為代表的知識密集型產業迅速崛起,形成“知識(服務)+創意(文化)”模式。
 
經濟發展越來越依賴于創新科技,而創新科技主要依靠大都市已經成為共識。科技創新從未遠離大都市這片沃土,舊金山、紐約、東京、倫敦的發展無不與科技創新關係密切。
 
(三)世界上的金融中心都在努力發展創新科技,向金融+科技中心轉型
 
紐約提議“繼續發展知識經濟,成就科技紐約城市”,引入外部機構共建紐約科技城,建設“矽巷”,打造美國東岸科技重鎮,力求成為美國的“新科技首都”。
 
倫敦近10年來打出技術創新的“新招牌”,打造屬於英國的“矽谷”。倫敦老街逐步發展成為“矽環島”,是倫敦技術創業核心地帶,排在舊金山矽谷和紐約之後,號稱世界第三大技術企業集群區。從倫敦老街、肖爾迪奇向東延伸到奧林匹克公園的區域,已經建成為倫敦高科技術產業中心,號稱“東倫敦技術城”。
 
新加坡2001年新加坡政府斥資85億美元打造世界級研發中心“One North”,重點研究生物醫療、信息技術、通訊傳媒等,已經集聚大批公立科研機構和企業研發中心;以新加坡國家研究基金為代表的政府基金,對初創企業提供資金支持和創業培訓。
 
(四)“脫虛向實”,實現城市可持續發展
 
隨著服務經濟、虛擬經濟對政治穩定、社會和諧的負面影響日趨嚴重,“脫虛向實”已經成為全球經濟發展和都市群、城市可持續發展的主流。在這一波發展新潮流中,都市群和全球城市仍是引領者和弄潮兒,對重塑全球經濟產業競爭合作格局,實現城市可持續發展至關重要。
 
 
四、“新都市群+創新驅動”的雙重變奏
 
(一)灣區新都市群與全球經濟熱力版圖
 
灣區及灣區經濟是以自然地理條件為基礎形成的擁有國際影響力的區域經濟形態,具有高度開放的經濟結構、高效的資源配置能力、強大的集聚外溢功能和發達的國際交往網絡。較之于內陸經濟,灣區新都市群是全球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之一。
 
全球60%的經濟總量集中在入海口,75%的大城市、70%的工業資本和人口集中在距海岸100公里的地帶,其中灣區佔有絕對主導地位。創新科技方面,紐約灣區、舊金山灣區專利授權數分別占美國全國專利授權總數的4.4%和14.4%;《財富》世界企業500強中,紐約、舊金山、東京灣區分別有28、22和60個。
 
紐約、東京、舊金山三大世界頂級灣區經濟社會發達,在全球競爭中處於領先地位。灣區新都市群不僅是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核心動力引擎,區域發展的範本,更是國家經濟融入全球經濟的重要憑藉,是全球經濟熱力版圖的重要影響因素。
 
(二)灣區新都市群與全球競爭力能級
 
灣區新都市群競爭力的關鍵是創新科技能力強、活力足。創新是人、技術和資源在一個開放包容和高效的市場環境下不斷碰撞、試錯、重組的產物。灣區新都市群彙聚了高端人才、頂尖技術和豐富資源,是全球創新能力最強的地方,灣區新都市群發展的核心驅動力是創新,創新是灣區新都市群最重要的競爭力。
 
營商環境硬件好、軟件優是灣區新都市群競爭力的另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一是交通和信息網絡發達,海陸空交通基礎設施齊全,對內連接腹地,對外連通世界。二是運轉高效,公共產品和服務完善,高等教育發達,就業者素質高,高端技術集聚,資本市場多樣,國際國內市場規模巨大,具有巨大的國際及區域輻射力。三是高度開放包容,具有文化多樣性和創造性。
 
宜居宜業是灣區新都市群競爭力的重要內涵。灣區新都市群對人才尤其是高端人才形成巨大吸引力,進而帶動其他要素資源在灣區新都市群形成優化配置並實現效益最大化,形成良性循環。
 
(三)灣區新都市群與全球高端要素競爭
 
灣區新都市群是全球高端要素的集聚配置區。大量高端要素如頂尖大學、研究機構、實驗室、風險與創業投資公司、基金、頂尖科技企業、NGO組織等高度集聚,尋求要素資源的優化配置。
 
灣區新都市群是全球創新性資源爭奪的核心區。吸引創新性資源,同時防止自身核心資源外移,是世界頂級灣區新都市群最重要的競爭策略。灣區新都市群因而成為國家、區域、城市之間資源爭奪的主戰場,全球創新性資源則因競爭和爭奪而被激活。
 
(四)灣區新都市群與新工業革命
 
美歐推出的“再工業化”戰略致力於製造中高端、高附加值產品,該戰略既源於對以往“去工業化”的糾偏,也源於製造業價值的重新發現。目的是通過創新科技為主導的新工業革命,決勝制高點,重奪工業發展主導權。“再工業化”推動全球產業鏈發生結構性變化,表現為發達國家製造業“逆向回流”和發展中國家製造業“高端躍升”並存,國際分工體系出現深度調整。
 
新工業革命(第四次工業革命)是以德國的“工業4.0”、美國歐盟的“再工業化”等戰略和行動計劃為代表的全球性工業升級行動。新工業革命將發生在創新科技高度發展的基礎之上,是浸滿創新科技細胞的工業化,其根本動力來自創新,成功與否取決於創新。灣區新都市群則是催生新工業革命的“沃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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