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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經濟脫虛向實任重道遠” 第十一屆中國經濟增長與週期高峰論壇觀點綜述
The review of the 11th Forum on China Economic Growth and Business Cycle (2017)
本刊特邀主筆 張立 [第3398期 2017-07-31發表]

由本刊和中國社科院經濟所、首都經濟貿易大學等單位共同主辦的第十一屆“中國經濟增長與週期高峰論壇”暨中國城市生活質量指數發佈會6月24~25日在北京舉行。本屆論壇的主題為“加速中國經濟增長轉型與防範金融風險”。來自國內研究機構、高等院校、政府部門以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國內外機構和高校的近200名專家和學者與會,對相關問題進行了深入研討。

本刊現將部分專家、學者的觀點整理刊出,以饗讀者。

個稅修訂、房產稅立法已列入預備級論證


郝如玉

全國人大常委、財經委員會副主任、中國經濟實驗研究院名譽院長郝如玉出席並以《依法治國,落實稅收法定原則》為題發表了演講。

郝如玉稱,2017年,注定不平凡。國際範圍內,由於多種因素的影響和作用,世界經濟依然處於深度轉型調整期,主要經濟體經濟增長的基礎依然脆弱,周邊和熱點地區的不穩定因素加劇了世界經濟復甦的難度和中國經濟發展的外部不確定性。在外部環境多變的背景下,如何在防範金融風險的前提下,加速中國經濟增長轉型,為未來中國經濟發展提供智力支持,是當前學術界的重要任務之一,因此,郝如玉認為,今年的論壇主題為“加速中國經濟增長轉型與防範金融風險”再次抓住中國經濟發展的關鍵,具有很強烈的現實意義。

對於稅收立法問題,郝如玉表示,依法治國、稅收法定對稅收法律制度的發展完善具有重大意義。落實稅收法定原則,堅決維護包括企業在內的人民群眾的合法權益,體現了黨和國家依法治國的決心。繼 2016 年《環境保護稅法》出台,《煙葉稅法》和《船舶噸稅法》已經列入 2017 年全國人大的立法工作計劃,此外列入預備級論證、研究的立法項目有《稅收征收管理法》、《個人所得稅法》修訂和《房地產稅法》立法等。這幾部法律的修訂,對落實稅收法定原則具有里程碑的意義。

 

不能僅靠赤字支撐減稅降費


高培勇

今年財政赤字安排約為23,800億,增量約為2,000億,有部分言論認為與中央提出的“更加積極有效”不相符,有言論還主張“財政赤字應突破3%的界限,甚至突破8%也是可以的”。對此,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所長高培勇在發言中指出,上述言論仍然處在“舊常態”的思維,如果以供給側改革為背景思考財政赤字的增速,恐怕會有不一樣的結果。供給側改革強調的是“適度擴大社會總需求”,高培勇認為,“適度”表明在擴大社會總需求上,赤字是輔助性行動,而不是主力隊員的角色。

高培勇表示,現在談到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時候,總是要提到減稅降費。如果我們站在經濟“舊常態”的背景條件下,並且仍然操用以往需求管理的政策思路的話,就會覺得現在的減稅降費的力度仍然不夠大。去年減了5,700億,今年計劃減5,500億,有人認為這樣的減稅力度不夠大,而且也總會有人提出要加大減稅降費的力度。怎麼加大呢?不惜擴大赤字。這放在舊的背景條件下,舊的政策框架條件下無疑是對的。但是當放在新常態背景條件下考慮,意識到推進的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而不是需求管理的時候,情況就會有所不同。比如目前減稅降費的主要着眼點是降成本,而且降的是企業成本。把這樣一種減稅降費和它的目標相對接,需要關注減稅降費在降成本方面究竟能不能有實效。比如說,按照不少人的主張以擴大財政赤字去減稅降費,擴大財政赤字之後的減稅降費是有什麼效應呢?常識告訴我們還得依靠發國債,那就等於說是用發行國債的辦法去支撐或換取減稅降費,通俗地講就是借錢減稅降費,借錢減稅降費能降成本嗎?借來的錢終究是要還的。

高培勇認為,“3%”是一種心理防線,當走出3%控制線的時候,人們對於宏觀經濟形勢的判斷將會產生變化。

更為重要的是,中國的赤字統計與國外不同,財政赤字僅僅指一般公共預算赤字,而例如政府性基金預算等並未算入其中,“今年發行的政府性基金預算債券就列了8,000億,這8,000億不是赤字嗎?僅僅盯着一般公共預算而不考慮其他三本預算,從而沒有對中國實際財政赤字做總體判斷的時候,你恐怕也會覺得赤字的效用不夠或者不過癮”。

在提到社會關注的減稅降費問題時,高培勇表示,總有人提出不惜擴大赤字也要加大減稅降費的力度,但擴大赤字就必然發國債以支撐或換取減稅降費空間,“借錢減稅降費能降成本嗎?借來的錢終究是要還的”。

高培勇認為,減稅降費的目的除了降成本之外,也要調整資源配置格局—把政府的一部分資源調整給企業,但在政府支出規模不變的情況下,靠發國債支撐減稅降費,實質的資源配置格局根本不會發生變化。“這種方式所帶來的唯一的變化是政府融資方式的改變,原來是強制收上來的錢,現在變成借來的錢”。

在評論今年的減稅降費時,高培勇認為是有新意的。一是通過借錢減稅降費(財政赤字增量2,000億),二是通過三個方面削減政府支出:第一,一般性政府支出削減5%;第二,絕不允許增加三公經費支出;第三,削減非重點項目的財政支出。“這是借錢和削減政府支出並行的減稅降費的辦法,安排了3,500億的減稅,2,000億的降費”。

 

共享經濟催生新型生產關係


張曙光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張曙光在發言中指出,人類有三大技術和三大生產力:農業技術和農業生產力;工業化技術和工業化生產力;信息化技術和信息化生產力。

張曙光表示,信息化生產力有三個特徵。第一,信息化生產力是全覆蓋的。一切都可以數據化。第二,數字和信息資源可以無限複製,可以排他性使用,而且使用的邊際成本幾乎為零。第三,信息化生產力和工業化生產力是反向的。“工業化大規模、集中化、同質性,而信息化生產力小規模、大範圍、分散化、網絡化、異質性,所以是一種相反的生產力”。“既然是一種新的生產力,按照馬克思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原因,必然會出現與之相適應的新的生產關係,形成一種新的生產方式和新的經濟形態,對於整個社會經濟生活和經濟理論都會產生非常重大的影響”,他強調。

張曙光認為,為與上述提到的新型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相適應,當前的研究應從“擁有權中心論轉向為使用權中心論”。“信息化生產力的三個特征決定了擁有不擁有不是關鍵,而是能不能使用,怎麼使用,才是最重要的問題”。

張曙光進一步解釋:擁有而不使用是一種資源的浪費,也並不經濟。“你擁有一台汽車,你不使用,仍然要保養、要修理、要更換,一系列的麻煩都有,不僅要支付一定的資源,而且要佔據你自己的時間和精力”。“擁有權是有成本的,既然可以不擁有而能夠使用,又免去了這些成本,而且可以達到同樣的效果和滿足,那麼我覺得這是最符合經濟學的成本收益分析的,所以既然符合這個道理,擁有權的主導逐漸被使用權主導代替,這是一個必然的趨勢”。

張曙光說,比如說權利包括決策權和財產權。過去我們可以看到,財產權和決策權是統一的,它的分類開始就是委託代理關係,決策權和擁有權分離,決策權成為代理人,而擁有權是委託人的,既然代理人的決策權來自於擁有權,這是一種變化的情況。現在的狀況是擁有權和決策權的分離。在新的經濟裏,我們可以看到既然是使用權中心,那麼他也就有了決策權,所以在這種情況下,APP沒有平台的信息資源和網絡的擁有權,但是他可以使用他,也通過使用分享了擁有權,同樣平台也沒有APP那樣一些靈活的創意,但是APP的靈活性可以成為平台的財富。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擁有權的排他性、封閉性變了,不是一個絕對的產權,而變成一個相對產權。在這種情況下,再看看產權一系列的東西,如產權的細分、產權的行使、產權的安排都變化了。

過去爭論的公有權有效還是私有權有效,在新經濟裏看,還有多大意思?因為可以共有私用,也可以私有共用,亦可以共有共用。現在共享單車是誰的擁有權?平台的擁有權?使用者的擁有權?實際上變成一個公益產品,所以產權一系列的理論也需要思考。

 

政府數據開放已破冰 保密工作仍有挑戰


許憲春
 
國家統計局原副局長、清華大學中國經濟社會數據研究中心主任許憲春在談到中國政府微觀調查數據開發應用的現狀時指出,政府的統計系統擁有包括微觀數據、企業數據、住戶數據等眾多數據,但由於保密原因,向學者開放的程度不夠,造成了學者亟需用數據但拿不到,政府部門有數據,但由於各種原因拿不出來的現象。許憲春稱,國家統計局正在研究如何向學者開放微觀數據的問題。

許憲春直言,政府微觀數據開發應用也面臨很多挑戰:一是法律法規制度上不健全。二是保密性的挑戰。“政府微觀調查數據開發應用面臨的最大挑戰,又要開發,又要保密,這是一對矛盾,如何有效解決這些矛盾就顯得很重要了”。三是人力物力方面的挑戰,想開發政府微觀調查數據要做一系列的基礎性工作,包括對微觀數據進行清理,清理之後便於學者開發應用。“不知道歷史上發生過什麼變遷,拿來直接用之後就會造成數據的不可比,就會帶來問題”。他稱,為了向學術研究開放政府微觀調查數據,需要對相應的數據進行脫敏和加密處理,形成可供開發的數據,避免數據在開發應用時發生洩密事件。

“由於這一系列挑戰,大量的政府微觀數據遠沒有得到開發應用,造成寶貴的數據資源的浪費。另一方面,高校和科研機構大量的學術研究人員無法開發應用政府微觀調查數據,造成寶貴的人力資源的浪費。政府微觀調查數據沒有在宏觀決策和國家治理中發揮應有的作用,沒有在服務於社會公眾方面發揮應有的作用,也沒有在學術研究中發揮應有的作用”,許憲春表示。

而發達國家面對這些問題是如何做的呢?許憲春分析稱,基本有四條原則:一是在保守秘密的前提下,盡可能將政府微觀調查數據向學術研究開放,發揮這些數據的作用。二是政府微觀調查數據的開發應用不得洩露商業秘密和個人隱私。三是對政府微觀調查數據開發應用的方式和成果發佈做出嚴格規定。四是要求微觀調查數據的開發應用符合政府部門的利益。不能由於開放對國家統計部門造成極大的負面影響。

許憲春稱,在研究了美國普查局的案例後,向國家統計局提出了一系列的政策建議,並且協助國家統計局制定了開發應用微觀數據的試行辦法,“這套辦法國家統計局經過常務會議討論通過,並且在5月24日正式印發了通知,明確了國家統計局在清華大學中國經濟社會數據研究中心建立一個數據開發平台,將來數據開發平台一旦正式啟用,有資格的、符合要求並經過申請批准的學者可以到這個開發中心,利用國家統計局的部分微觀數據”。

政府統計系統也採取合作研究和簽訂保密協議的方式,允許部分高校和研究機構學者在約定的條件下使用部分的微觀調查數據。“比如說人口普查數據,在一部分學者中已經在採用”。但是由於政府統計系統大部分人員從事的是統計制度方法的研究和制定、數據的採集加工和處理,專門從事開發的統計人員是很有限的。有機會參與政府統計系統開發這些微觀數據的學者也是很有限的,所以政府微觀調查數據並沒有得到充分的開發應用。

 

避免土地財政綁架中國經濟


沈坤榮
 
南京大學商學院院長沈坤榮在主題發言中將關注點放到了地方政府身上,沈坤榮表示,當前日益凸顯的金融加槓桿風險,圍繞地方政府的行為研究有一個重要的視角就是研究地方政府與相關利益部門的合謀行為。“比如說在房地產調控上,地方政府表面上是為了控制房價,但實質上卻和金融監管部門或者是金融運作部門、地方金融部門有一些合謀行為,引發了資產泡沫”。

他進一步分析稱,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存在博弈行為,所以銀行資金存在空轉現象,潛藏巨大風險。“商業銀行的理財空轉、票據空轉、同業空轉、信貸空轉模式是盈利模式的需要,但是對整個國家的金融安全提供長期增長的資本支持是背道而馳的”。

沈坤榮告誡,當前一些“地方金融”仍然遊走於監管邊緣。比如各類地方交易場所經營中涉及到的類期貨問題及違規發放不受監管的金融產品。他認為嚴監管不僅是專業監管部門的事情,也是地方政府應該履行的責任和義務。對待非法集資、金融欺詐以及變相高利貸等違規違法案件,更需要地方政府以積極嚴肅的態度來妥善處理。

對於地方政府的土地財政問題,沈坤榮直言,長期以來地方政府過度依賴於土地財政,近年來這一個模式已經誘發越來越多的問題,在經濟轉型升級過程中,需要避免讓土地財政綁架政府,綁架中國經濟,為此需要合理劃分中央和地方的事權,用更加清晰的分權體制,規範地方政府的投資行為,逐漸降低地方政府對土地財政的依賴,使中國經濟形成行穩致遠的治理架構。


 

制度性因素造成經濟增速下滑

 
田國強
 
上海財經大學經濟學院院長、美國德克薩斯農工大學終身教授田國強認為,即使拋開深化改革和治理等制度建設方面可能帶來的紅利,僅從勞動力資本和全要素生產力等方面來看,中國潛在增長率並未大幅度下滑。那是什麼導致了實際增長率與潛在增長率產生了如此大的差距呢?他認為一是要提高效率,使得實際增長率接近潛在增長率。二是鼓勵創新力,提高效益和激發生產力。這兩者都有利於生產力的提高,關鍵在於市場化改革的推進,只有這樣才能形成改革增長的紅利。

田國強稱,一個經濟體的經濟增速放緩主要是兩種原因。一種是週期性,一種是結構性。結構性是隨着經濟社會科學技術的發展,使得生產的結構發生了變化。有一定的週期性原因甚至有一定的外部原因,但是我認為它不是造成中國實際增長率大幅度下滑的根本原因。實際上美國的經濟好得很,比八九年前的世界經濟危機的時候好很多,為什麼我們的增長速度會繼續下滑呢?我認為關鍵在於制度性的根源因素是如何通過進一步深化改革來實行轉型驅動的。

據田國強分析,導致經濟下滑有五層因素,分別是:要素驅動紅利衰竭、政府主導動力枯竭、國企產能過剩擠壓民營經濟發展、政府施政過程中出現嚴重不作為、新常態理解的偏誤。目前的情況是,這些原因不但沒有解決,有些甚至還惡化了。

田國強批評,“政府目標普遍缺失,不作為、慢作為嚴重。地方政府的官員很難做,多做多錯,少做少錯,不做不錯,並且很多檔相互打架,一方面要求你搞生產,又要搞其他活動,仍然是跑項目,拿批文”。

他認為,上述五重原因可以進一步歸納為三個結構性失衡:一個就是經濟結構的失衡,無論是需求不足產業過剩,市場結構的民企和國企沒有處於同等地位,轉型驅動沒有更快的從要素驅動向效益驅動乃至創新驅動轉型。二是體制結構失衡。仍然是三重三輕,重政府輕市場,重國富輕民富,重發展輕服務,發展邏輯缺位元。三是治理結構的失衡。貧富差距的問題、社會能力問題、生態環境問題、執行力不足問題導致治理結構失衡。如果這三個問題不能解決,中國的經濟只能是過去幾十年當中,一如既往隨着政策收緊而波動起伏。就是一放就亂,一亂就收,一收就死的反覆迴圈,沒有沒形成改革、發展、穩定、創新的綜合改革的治理,發展邏輯和治理的邏輯都有較大問題。田國強強調,最根本的還是應該回到制度,建立一些最基本的基礎性的制度,才是最重要的,否則無論是財政政策、貨幣政策,還是一些學者所說的工業革命或者企業家精神和創新精神都不可能出現。企業家天生就創新精神嗎?不見得,國企被壟斷起來就創新嗎?不見得。還是最基本的競爭市場,競爭導致利率下降,利率下降導致企業有動氣去創新,創新得到了壟斷地位,壟斷地位又導致了更多的企業競爭。這麼一個競爭導致創新,創新導致壟斷地位,壟斷地位導致競爭的循環。需要解決的是政府與市場的邊界,這個邊界最關鍵的就是政府的定位,定位的最關鍵的就是治理,也就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邊界的界定,當然這就牽扯到了改革,改革就是一種規則的重新設計。


 

分類改革重塑改革動力機制

 
楊瑞龍
 
中國人民大學學術期刊社社長楊瑞龍長期關注國有企業改革,並希望在國有制框架中找到一種企業組織形式,使國有企業能夠像民營企業一樣有效率。他在主題發言中指出,事實證明,要做到這一點很難,因為有兩個問題難以解決。第一是國企改革的目標是通過政企要分開使得國企業可以自主經營、自負盈虧。但“政企分開”只有口號,沒有具體措施。楊瑞龍分析稱,國有企業歸國家所有,但國家是一個抽象概念,只能靠政府代理,“我們老是埋怨國有企業領導為什麼有問題不去找市場,而去找市長,但國有企業的領導也抱怨,你讓我去找市場,但最終是市長說我行,不行也行,市長說我不行,行也不行”,因此,國有企業領導人“首先要集中精力搞定市長,如果還有精力的話,再去搞市場”。楊瑞龍稱,國有企業管理人員的普遍素養高於民營企業,但民營企業可以用100%的精力搞市場,但國有企業領導人有50%精力就不錯了。但這又牽扯到另外一個問題,如果政企要分開了,政府不能任命國有企業總經理,政府不能干預國有企業的重大決策,“那這個企業還是國有企業嗎?所以政企真的分開了,國有制一定不存在了,國有制實實在在存在,政企一定分不開”,楊瑞龍稱。

第二個難以解決的問題是想讓國有企業成為市場主體,所有權就要具有可轉讓性。企業應該具有調整資產的權利,而且資產具有可轉讓性是賦予股東的權力,“問題在於,如果企業進行改制以後,要保持國有制性質的話,所有權就不能轉讓,因為所有權一旦同意自由轉讓,國有制一夜之間就沒有了。這就是為什麼國有企業改造成股份公司之後,股份要講成份,國有股、法人股、公眾股,原因很簡單,這個公司公開上市以後,我們要把國有股轉讓出去,限制的話這個企業就是國有企業,政府說了算。所以當國有企業所有權是既可以自由轉讓,這個國有制一定保不住,如果要保住所有權就不能轉讓,不轉讓政企問題又難以解決”。

楊瑞龍表示,當遇到這兩大難題的時候,理論是缺失的,如果用西方經濟邏輯討論這個問題,唯一解決辦法就是私有化,但中國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能搞私有化的,這個路肯定走不通。

那如何解決以上的難題呢?楊瑞龍表示,並非所有國有企業都要進行市場化改造,但應根據國有企業所處的行業和所提供產品的性質不同分類改革—即把國有企業分為競爭性和非競爭性領域,非競爭領域的國企,一類是提供公共產品,一類是自然壟斷。提供公共產品的國有企業的改革方向是國家所有,國家經營。自然壟斷行業的國有企業由於既要參與市場競爭,背後又有國家安全性的目標等等,所以應該股份制改造,國有國控。

競爭性國有企業原則要放,大型競爭性國有企業產權都要改制,中小型競爭國有企業全面放開。

只有把動力機制建立起來,改革能夠在實際行動當中,我們的改革還是非常有希望的。總體上來講就像剛才田院長講的,既要堅持改革,國有企業改革能推進下去,我認為中國經濟增長二十年、三十年是沒有問題的。


 

儘快建立國家創新體系

 
龔剛
 
雲南財經大學金融研究院院長、首席教授龔剛認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絕不僅僅是“三去一降一補”。他認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和“新常態”連接在一起的,涉及的是長期增長問題,而絕不是短期的商業週期問題。

新常態意味着中國進入了經濟發展的第二階段。中國是一個中等收入國家,大規模剩餘勞動力已經不多了,綜合失業率的統計大概是在6.6%,失業率水準和城鎮失業率是一致的。中國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具有資本密集型的經濟特徵,發展資本型密集型企業在現實中必然依仗大項目來穩增長,而產能過剩多集中在資本密集型企業,比如鋼鐵。

產能過剩是一種結構性扭曲,由經濟增長的方式錯配所致。在勞動力短缺的情況下,由結構問題造成的產能過剩,並不意味着經濟就是需求決定了。因為任何產能的運行都要勞動力,當經濟社會總體在勞動力短缺的時候,需求的增加,即使是過剩產能行業的增加,只能是勞動力因工資的高低從一個行業轉移到另一個行業,工資會增加很快,結果經濟有可能明顯不增加或者是稍微有一點增加,但是通貨膨脹就會增長很快。

在談到“中等收入陷阱”時,龔剛表示,這絕不是偽命題。為什麼出現中等收入陷阱?首先,經濟體從低收入向中等收入發展的時候,人均收入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個是消化剩餘勞動力,另外是技術進步,所以動力充沛。到了中等收入人均收入的增長只能依靠技術進步,增長動力減弱。關鍵是技術進步,其模式也不得不轉變,也就是說引進技術將越來越困難,只能依靠自主研發,而轉向自主研發的技術進步並非容易,在實際中可能遭到瓶頸。

龔剛表示,有一個模型很簡單證明什麼時候會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自主研發的技術進步率如果等於或者低於前沿國家的技術進步率,我們就會永遠落後,只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須使自主研發技術進步大於前沿國家”。

但龔剛也強調,研發投入本身並不能成為生產力,因為研發投入的成果僅僅是知識,不能產生生產力,知識轉換成生產力必須有創新過程,“沒有創新所有的東西都是一無所用”。他表示,國家創新體系是指公共和私營機構,包括個人、企業、大學、金融機構和政府研究機構等,所形成的網絡,在該網絡體系中,人們持續交流活動和相互作用使得新技術的研發得以啟動,持續和傳播,並最後形成商業化形成的實質的生產力。對政策制定者而言,了解國家創新體系可以幫助確定槓桿點,提高創新的績效和整體競爭力,“政府在國家創新體系中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在龔剛看來,中國各級政府不缺乏企業家精神,這種精神體現在中國經濟建設方面,但在科技、軍轉民機制上沒有動起來,在國家創新體系上的投入和關注不夠,政府在其所關注的領域又存在着大量的亂為和腐敗。這些亂為和腐敗已經使得一些所謂“去除一切產業政策”的觀點在經濟學家們的爭論中佔據了上風。

龔剛表示,反腐雖然使腐敗之風有所收斂,但隨之而來的是懶政之風,政府應該繼續秉持其優良的企業家精神,除了必要的基礎建設之外,政府的企業家精神不應體現在大規模的經濟建設方面,而更應該體現在國家創新體系的建設方面。中國應儘快啟動科技方面的軍轉民機制,很好的疏通知識傳播和應用機制,為了盡可能減少政府在官員創新中發生亂為和腐敗。


 

國企利潤主要依賴於壟斷地位

 
張曉晶
 
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副主任張曉晶表示,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的公共部門(廣義政府部門)掌握的資源是最多的。

那麼政府都掌握了哪些資源呢?第一是自然資源,包括土地、森林,礦產,第二是非經營的國有資產,事業單位、科教文衛組織,第三是經營型國有資產,國企就是典型的例子。在改革方面,對於自然資源要建立產權制度,實現資源有償獲得和使用。非經營國有資產的改革要強調,科教文衛等服務並非一定要由政府提供,而是可以採用政府購買公共服務的方式實現。至於國企改革,要從管資產到管資本。

張曉晶稱經過估算發現,在非金融企業中,國有企業佔比從改革開放以來一直下跌到不到三分之一,最近上升到四成左右。而金融企業總資產的國有佔比,則從10多年前的80%以上,下降到現在的60%多一點的水準。“企業部門的國有佔比不到40%,39.5%。公有制為主體還能不能保得住,這是非常關鍵的數,至於GDP的貢獻、稅收的貢獻、就業的貢獻、投資的貢獻,我想告訴大家,所有的這些貢獻都比這個數值還要低”。張曉晶認為,國有企業利潤多主要是依賴於壟斷地位,而並非效率高。

最後張小晶總結說,面對現在的情況,大家想想我們基本經濟制度是什麼,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要不要改?這可能提的有點太過分了。現在十九大報告在起草,我覺得很多問題可以拿出公開討論,特別是在內部討論的時候提出來。首先公有制為主體,是跟什麼有關係?我認為跟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有密切關係,怎麼來解釋?公有制為主體,就是公有制這樣的概念實際上是扣的社會主義,我們堅持搞社會主義,我們需要有公有制這樣的制度特點。當然現在說大家有新的總結,據說是社會主義的最重要的特色是共產黨領導,當然這也是重要特色。公有制是扣社會主義,什麼扣初級階段呢?就是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初級階段就得多元發展,生產力水準低。馬克思主義社會政治經濟學是要發展生產力,解放生產力,這是第一個要理解的。第二,公有制為主體並不是一開始就有的,建國初期是公有制為主導,大家可以去查。建國初期是公有制為主導的,公有制佔的份額並沒有那麼大,只是後來慢慢資本的尾巴都割掉了。今天回來說能不能以公有制為主導,公有制很好,能體現社會主義特色,無論是宏觀調控還是國計民生的產業,還有公益性還有很多方面都可以起到健康引導作用。我覺得後面也是要扣後面的初級階段,要多種所有制平等保護和公平競爭。國有企業上游和下游的非國有企業我認為不僅是平等競爭,還有共同發展。


 

抑制資本過度集中引發的財富過度集中

 
李建偉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社會發展研究部副部長李建偉在演講中強調了,收入分配是整個研究界或者政府決策界都應關注的一個中長期的大問題。

他說,今天的會議聚焦在金融風險,大家都知道對現階段的中國來說,金融風險問題是非常突出的。除了金融風險之外,其他的風險也是非常突出的,特別是在轉型期,其中有一點大家都知道,人為財死,為了錢的問題在轉型階段引發的社會問題會更為突出。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過程中,有一點非常重要,就是不同時期包括前面有專家提到過,中國的基尼系數已經到了庫茲涅茨拐點,但是這種拐點的主線下一步是不是有規律的,現在社會上的仇富心理、各種不是很健康的心理,跟我們下一步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有什麼樣的關係,我們到底應該怎麼改,我們這種結構的演變到底有沒有內在的規律性,所有的改革都應該建立在尊重結構變化的規律基礎上再去做相應的調整,否則你的改革會越變越亂。

李建偉認為,要素收入分配結構需要進行改革。所謂要素收入分配結構是指國民收入在勞動力和資本要素這兩者之間的分配問題。從增長迴圈角度看,他認為,收入分配是經濟增長迴圈過程的一個節點,由經濟增長來決定,同時結構的變化又決定了未來的發展,而要素收入分配本身是週期性波動的。

李建偉預測,勞動者報酬佔比將會慢慢提升,到2025年將佔到53%左右,而資本要素收入佔比肯定要下降。他告誡,在此種發展趨勢下:

第一,必須要加強保護不同要素的合法權益,即勞動者報酬和資本要收收入這兩者的合法權益都要得到保護。

第二,勞動者報酬佔比提升與收入分配差距縮小完全是兩回事。勞動者報酬在最終佔比提升的過程中,不同群體的報酬漲幅不同,高素質勞動力可能漲得更高,在勞動報酬佔比提升的同時,收入分配差距可能會進一步擴大。“我們需要採取相應的措施,否則非常容易引發社會問題”。

第三,要防範因為勞動力市場供求格局變化、工資漲的過快,導致勞動成本過快上漲。因為這就會導致企業成本快速上漲,造成企業競爭力下降,進而導致經濟競爭力下降,這樣的發展是不可持續的。

第四,要抑制資本過度集中引發的財富過度集中。一方面要抑制資產價格泡沫化的扭曲,更重要的還是要防止轉型期通過兼併重組的方式讓資本要素進一步集中在少數人手裏,導致嚴重的兩極分化。

第五,要拓展實體經濟融資管道,特別是中小企業的融資管道,建立限制資金“脫實向虛”的管控機制,實現金融服務均衡化。

其實結構轉型包括方方面面,不僅僅是一個產業結構的轉型,同時也是一個消費結構、貿易結構,同時也包括收入分配結構。


 

經濟脫虛向實 任重道遠

 
沈越
 
過去30多年中國經濟超高速增長,除了實體經濟的增長以外,改革的成果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靠擴張性的貨幣政策支持,尤其是08年危機以後,為了保增長、穩增長中我們的經濟也逐漸脫實向虛。對此,北京師範大學經濟與工商管理學院教授沈越對談了他的看法:

1996年中國的M2只有7.6萬億,金融危機前的2007年是40萬億,2016年末到了155萬,年均增速超過了20%,其增速明顯超過了GDP的增速。儘管近年來M2的增速總體上呈遞減趨勢,但GDP的增速也在下滑。而且使M2與GDP的比值一直在上升。從20年前的1:1上升到了今年的1:2.1。

超發的貨幣到哪去了?這是最近以來經濟學者最關心的問題,多種說法,經濟貨幣化的吸納,實體經濟的吸納,外匯佔款等等,當然都很有道理。但有一個管道似乎沒有說透,而且把簡單問題複雜了。超發貨幣最主要的去處是虛擬經濟,通過各種管道最終在人們手中形成了既無消費需求,又直接投資需求的多餘貨幣,催生虛擬經濟繁榮。多餘貨幣的虛擬資本化,資本的本性增值保值,造成了金融業的畸形發展,形成虛擬資本的自我增值和自我迴圈的一套系統。

弗里德曼幾十年前有一句名言,通貨膨脹始終是一種貨幣現象。不過這種說法,是虛擬經濟還沒有成氣侯時候的說法,是一個真理。但是現在虛擬經濟已經成了气候,我可以套用他的話說,虛擬經濟的泡沫始終也是一種貨幣現象。如果沒有超發的貨幣,不會導致多餘的貨幣,形成一個自我增值、自我迴圈的系統。這個系統多餘的票子流到哪,哪就是泡沫泛起。剛才常欣老師作了很深刻的分析,我把它稱之為通過理財、私募、信託,各種各樣的我統稱為中國式的衍生品。

到了股市股市就泡沫,到了樓市,樓市就泡沫,股市、樓市都不讓做了,就外匯投機,資金外逃。一旦在這種情況下某一種商品供給出現暫時的短缺,那麼一下泡沫泛起。比如大家通常講的“蒜你狠”、“薑你軍”、“豆你玩”,都是因為有大量的虛擬經濟的貨幣投機因素。所以說我個人認為中國已經形成了一個脫離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自我生成、自我迴圈的系統,催生的泡沫。這個危害對中國現在實體經濟還有很大增長空間的中國經濟來說,它的傷害很大。

沈越認為,行政性管制來抑制泡沫的最大危害還是對市場配置資源的抑制。政府行政性管控資源的作用越來越大,並有逐步轉變為統制型經濟的危險,“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將淪為一句空話。總之,抑制金融風險,抑制虛擬經濟野蠻生長,推動中國經濟脫虛向實,採取微觀化的行政性限制措施,最多只是權宜之計,從長期來講弊大於利,並不可取。

近年來人們意識到這個問題,央行也開始逐步放慢M2的增速,2016年增速回落到了11.3%,5月份比較可喜,9.6%,但是我說這個9.6%能維持嗎?維持不住,但畢竟是一個進步,問題在於能否將這一貨幣政策持之以恆,才有可能通過適度增長來逐步消化已經過多的貨幣存量,逐步為中國長期穩定增長營造一個良好的宏觀環境。其關鍵又在於政府、央行能否承受的住各種倒逼增發貨幣的壓力。其中最大的壓力就是能否頂住經濟增速下滑的壓力,這可能是很難的,所以我認為經濟脫虛向實的關鍵就是對經濟增速的調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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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城市生活品質指數發佈:

生活品質穩定 健康好於預期

 
中國經濟實驗研究院院長張連城發佈報告

中國經濟實驗研究院院長張連城在本屆論壇上發佈了2017年中國35個城市的生活品質指數報告。報告顯示,2017年35個城市生活品質指數保持穩定,健康指數狀況好於預期。這是中國經濟實驗研究院2007年以來第七次發佈這一指數報告。

調查顯示,2017年,全國35個城市生活品質主觀滿意度指數加權平均值為54.53。35個城市的主觀滿意度指數全部超過了滿意和不滿意的臨界點50分,但略低於去年的55.82。城市生活品質主觀滿意度指數的5個分指數分別為:生活水準61.34分、生活成本38.94分、人力資本61.80分、社會保障58.05分、健康水準52.52分。與2016年相比,生活水準指數略有上升,生活成本指數、人力資本指數、社會保障指數均有所下滑。居民健康水準指數在城市間和不同年齡段之間雖然存在一定差異,但總體水準高於美國部分地區的健康水準。

 
主觀滿意度指數是通過對35個城市居民的生活品質主觀感受進行隨機電話調查得到的。本次調查產生有效隨機樣本10885個。根據調查所獲得的資料,通過統計分析得出描述城市生活品質的5個主觀滿意度分指數,即生活水準、生活成本、人力資本、社會保障、健康水準,分別反映了城市生活品質的某一特定方面。其中,健康水準指數是採用國際通用的8條簡明量表(SF-8)對35個城市的居民健康進行調查獲得。
 

生活品質客觀指數顯示,東部城市生活品質整體上依然高於中西部城市,但同時部分城市存在主客觀指數的反差。2017年,35個城市生活品質客觀指數平均值為54.98,略高於2016年的54.75。得分50分以上的城市有32個,低於50分的城市依然是鄭州、重慶、西寧三個城市,與2016年相同。5個客觀分指數的平均值分別是:生活水準52.86分、生活成本分57.17分、人力資本56.92分、社會保障50.49分、生活感受57.49分。與2016年相比,生活水準客觀分指數有所上升,生活成本客觀分指數有所下降,即生活成本上升,人力資本、社會保障、生活感受客觀分指數基本持平。

城市生活品質客觀指數即社會經濟資料指數,是根據國家權威機構發佈的35個城市的社會經濟資料計算得出的,從而保證了該指數的客觀性和權威性。同時,為保持與主觀指數的一致性,客觀指數也包括5個分指數,即生活水準指數、生活成本指數、人力資本指數、社會保障指數、生活感受指數。5個客觀社會經濟資料分指數涵蓋了20個社會經濟資料指標,基本上反映了我國現階段城市居民生活品質的各個方面。

張連城介紹,在對35個城市生活品質主觀滿意度調查和客觀生活品質指數統計的基礎上,今年繼續進行就業前景預期專項調查。從本次調查結果來看,35個城市對就業前景預期的均值為57.92,略高於2016年的57.41,所有城市得分均超過了50。35個城市當中廣州分值最高,廣州市居民對就業前景最樂觀;分值最低是呼和浩特市,呼和浩特對未來一年就業前景最不樂觀。排名前十城市當中上升幅度較大的城市依次是貴陽、蘭州、西寧、廣州、烏魯木齊、海口。排名後十位城市當中下降程度最大的城市是太原市,從去年第1下降到今年第33。“如果考慮到誤差項也可以看作與去年基本持平。58.11分表明城市就業前景依然很不樂觀。”張連城表示。

張連城最後總結說,中國經濟仍處於轉型與改革的攻堅階段,經濟結構調整的效果初步顯現,宏觀經濟運行平穩,生活品質指數穩中有升。但是地區和城市建存在著較大生活品質差距,生活成本進一步上升,優質教育資源的相對短缺,以及較低的社會保障水準還有不容樂觀的就業前景,依然是我們面臨的巨大挑戰。在未來的經濟與社會發輾轉型過程中,要解決上述問題,可能關鍵是要穩定經濟增長,同時各級政府要繼續致力於加強民生體系建設,實現居民生活品質的進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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