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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提擴大內需 —適度緊縮的經濟政策出現鬆動?
To re-mention the expanding domestic need——Are the moderately austere economic policies starting relaxed?
本刊特約主筆 張立 [第3418期 2018-05-21發表]
4月23日,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提出“擴大內需”,這是繼2014年12月後,政治局會議再提“擴大內需”,也被很多機構視作中國貨幣和財政政策微調的“風向標”。
 

▲中國國家統計局4月11日發佈數據,一季度,全國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比去年同期上漲2.1%,延續了温和上漲態勢。其中,1至3月份同比分別上漲1.5%、2.9%和2.1%。圖為市民在山東青島西海岸新區一農貿大集購買草莓。(新華社圖片)  
 
“擴大內需”是中國經濟界非常熟悉的表述。自中共的十八大以來,尤其是2014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經濟工作要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2015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擴大內需”的表述逐漸淡出人們視野。表述的變化,折射中國經濟發展理念、結構、路徑的深刻轉變。
 
時隔三年,“擴大內需”這一久違的提法在日前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再次出現。與以往單獨列明“擴大內需”不同,此次與之相伴的,還有“加快調整結構”這一表述。細微變化背後,體現了決策層對宏觀經濟形勢的最新判斷,也釋放出了接下來經濟工作的方向信號。
 
為何在此時間節點上重提“擴大內需”?在防風險、去槓桿的背景下,如何兼顧結構優化與內需擴大?貿易摩擦背景下,如何平衡內需與外需的關係?這些問題接下來將考驗決策者的智慧。

 

重提“擴大內需”的原因

 
從會議表述中可窺得一二。“世界經濟政治形勢更加錯綜複雜。要增強憂患意識,堅持問題導向,著力解決突出矛盾和問題”。因此,可以看出,在當前局勢下,重提擴大內需的主要原因在於外需出現惡化跡象。去年中國經濟增長小幅回升,其主要原因是外需市場的回暖。進入今年以來,一度好轉的外需出現下滑勢頭,一季度淨出口對經濟累計增速的貢獻是-9.1%,比去年同期下降13.3個百分點,拖累一季度經濟增速0.6個百分點。考慮到一個月來不斷升級的中美貿易衝突,短期內對某些領域的打擊可能對中國淨出口產生影響,外需波動的可能性加劇,擴大內需便成為理所當然的未雨綢繆之舉。
 
在表面上看,中國經濟似乎已經實現了向消費的轉型。近年來,消費對GDP的貢獻度已超過50%,但是其佔比的上升更多的來自於投資和出口貢獻的下降,從消費自身的絕對增長來看,並不樂觀。從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這個指標來看,最近幾年的增速其實是逐年下降的。2010年的實際增速為14.8%,2017年則是10.2%。也就是說中國民眾的消費能力可能沒有想像的那樣強勁。
 
 
5月5日在北京舉行的“2018中國經濟形勢與改革研討會”上,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指出,中國經濟增長與出口高度相關,而且近年來中國經濟增長減速也與出口減速相關。
 
1998年~2011年,中國GDP平均增速10.9%,其中投資貢獻20%,消費貢獻11.7%,出口貢獻19.1%。2012年~2017年,中國GDP平均增速7.1%,其中投資貢獻12.9%,消費貢獻9.6%,出口貢獻3.2%。
 
王小魯認為,未來中國經濟增長無法再依賴外需支撐。一是世界市場相對飽和;二是美國貿易保護主義抬頭,中國外貿將面臨嚴峻趨勢;三是中國勞動密集產品國際競爭力減弱,而資本和技術密集產品尚未形成全面競爭優勢;四是高額貿易順差不能長期保持,因為你的貿易順差意味着其他國家的貿易逆差,不能持久。
 
王小魯強調,以內需為主帶動增長本是題中應有之義,內需拉不動經濟增長意味着結構有問題。為什么內需拉不動經濟增長?是因為老百姓不想消費嗎?是因為收入分配不合理和投資過大擠壓了老百姓消費。資金流量表數據說明,2000年以後政府和金融部門收入佔比上升、儲蓄佔比上升;居民收入佔比和儲蓄佔比下降。
 
內需乏力是體制問題,王小魯未來只有通過改革恢復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改善收入分配,才能使投資-消費結構合理化,使經濟增長恢復活力。
  

擴大內需的內涵變化

 
政治局會議,分析研究當前經濟形勢和經濟工作,要求堅持積極的財政政策取向不變,保持貨幣政策穩健中性,注重引導預期,把加快調整結構與持續擴大內需結合起來,保持宏觀經濟平穩運行。
 
有分析人士在梳理了2011年以來歷次政治局會議的核心內容,其中關於需求的表述先後出現過“著力擴大國內需求”、“積極釋放有效需求”、“堅持擴大內需戰略”、“注重擴大消費需求”、“適度擴大總需求”等多種字眼之後指出,考慮到未來3年三大攻堅戰之首的“防範化解重大風險”槓桿開始,重回老路無異於“飲鴆止渴”。因此,這一次提出擴大內需,不應該是一味增加政府投資,盲目上馬“鐵公基”項目,而是在結構上做文章,即“把加快調整結構與持續擴大內需結合起來”,既要結構性去槓桿,又要保證穩增長。
“調結構+擴大內需”二者如何結合?如果注意到在“調整產業結構”之前還有“加快”兩個字,就容易理解了。調整產業結構雖然是個慢功夫,但也不是不講速度。調結構不僅要調得穩,還要調得快。如何在速度上有所增加?就要考慮在擴大內需上做文章。用需求擴張刺激結構調整加快。反過來,產業結構調整也有助於需求持續擴大。從這個角度看,加快調整產業結構和持續擴大內需二者互為目的和手段,二者互促共進。
 
在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大背景下,把加快調整產業結構與持續擴大內需結合,必須注重推動需求升級。具體而言,可以從消費、投資和政府購買三個方面而言。就消費而言,更注重擴大高質量生活用品消費、幸福產業消費、有機農產品消費等有助於滿足人幸福生活需要的消費。就投資而言,更注重加大高新技術研發投資、高水平基礎設施投資、高端製造業等有助於產業升級的投資。就政府購買而言,更注重解決收入差距、城鄉差距、區域差異問題,凸顯政府購買的公益性和公共性。
 
今天的“擴大內需”和十幾年前提出“擴大內需”,在內涵上已經發生了質的變化,是一種更高水平、更高層次、更多樣性的內需,是與高質量發展相契合的內需,是與供給升級相匹配的內需。只有持續擴大這樣的內需,才能有助於加快結構調整升級。同樣,在產業結構調整加快之後,這樣的內需自然會持續擴大,形成良性反饋機制,進而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
 

刺激國內消費是關鍵

 
在中國經濟改革的歷史上,擴大內需幾乎是政府最擅長的刺激經濟增長的手段,但在供給側改革的主線之下,如何擴大內需是一個全新的挑戰。就傳統而言,房地產和基建投資是兩大法寶,還過在當前供給側改革的主旋律下,重新加大對這兩個領域的刺激可能性不大,否則會在很大程度上侵蝕過去幾年供給側改革的成果。
 
此外,如果繼續走投資拉動內需的老路子,政府的財政負擔加大,為保持政府財政的投資功能,政府必須要繼續保持高稅負,高積累,其結果必然是:一方面,政府財政收入的快速增長擠壓了居民收入和企業收入增長的空間,使得居民消費能力和民間投資能力下降;另一方面,政府轉移支付和社會保障支出的滯後,又導致居民消費傾向下降,儲蓄傾向上升。內需的不足迫使政府不斷加大公共投資刺激經濟,也使得中國經濟對外貿的依賴加強,需要更多的貿易順差來帶動經濟的增長,對外貿和政府投資的依賴加強又加劇了經濟結構的失衡和居民收入受抑,這就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陷入“國富民不強”的怪圈,必將影響人民生活水平的繼續提高。
 
同濟大學的石建勛教授指出,新一輪的刺激經濟擴大內需的關鍵是刺激國內消費,調控政策要特別注意處理好積累與消費的關係,把刺激國內消費作為頭等大事來抓,避免走過去的僅靠投資拉動內需的老路子。可喜的是,此次國務院出台的十項措施,汲取了以往的經驗教訓,首次把改善民生列為進一步擴大內需各項建設之首,通過加大對民生工程的投入力度,改善居民生活、增強消費能力,以拉動消費、促進發展的意圖十分鮮明。從十項措施可以看出,對於基礎設施的投資可以為消費創造條件,而提高城鄉居民收入、加大扶貧開發力度等更是直接拉動消費的舉措。以投資帶消費以消費促增長,成為擴大內需十項措施的一大亮點。這將既有利於促進經濟增長,又有利於推動結構調整,避免重複建設;既有利於拉動當前增長,又有利於增強經濟發展後勁;既能有效擴大投資,又能積極拉動消費。
 
從長遠來看,能夠保證經濟持續健康增長的關鍵就是國內需求能否拉動,而擴大國內需求的關鍵是刺激國內消費需求,這需要採取有效措施通過實施新的減稅計劃改變目前中國的國民收入分配及再分配向政府傾斜、財富越來越向國家轉移和集中的趨勢、積累率遠遠高於消費率現實,真正實現“讓利於民”、“藏富於民”,在經濟快速發展,國家逐步富裕的同時,讓全體國民享受到應有的福祉,這樣才能夠徹底消除制約中國經濟發展的瓶頸問題。
 
同時,要盡快實現政府轉型,各級政府應更多地把注意力和公共資源投向提供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轉向為社會發展政策提供財政保障方面來,主要放到為發展經濟創建良好的市場環境,提供穩健的宏觀調控上來,不宜再過多地參與競爭性盈利性行業的投入,應逐步減少政府投資,進一步促進民間投資,要加快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建設,增加公共產品與社會服務等方面的供給,真正做到讓百姓“居無憂、病有醫、老有養”,緩解人民群眾對未來的後顧之憂,增加即期消費,刺激國內需求。

(責編:Z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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