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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精英如何打造粵港澳創新共同體?
How will the technology elites do to establish an innovation community of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
本刊記者 羅文勝 [第3390期 2017-04-11發表]
 
4月2日下午,深圳召開全市領導幹部會議,宣佈中央和廣東省委最新決定:太原市委原書記王偉中轉任廣東省委委員、常委和深圳市委書記。至此,廣東省長馬興瑞(57歲)、廣州書記任學鋒(51歲)、深圳書記王偉中(55歲),三人年富力強,均有高端科教背景,構成了珠三角前所未有的政務科技精英管理團隊。
 
“科技團隊主政粵穗深,有彌補粵港澳大灣區產業短板的深刻考量。” 廣東省政府參事、原廣東社科院現代化發展戰略研究所所長兼科學發展與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鄭奮明說。
 
粵港澳大灣區3月5日由國家總理李克強在全國兩會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後,已成為珠三角城市群今後十年的規劃路向。鄭奮明稱,和洛杉磯、紐約、東京灣三大國際灣區比較,粵港澳大灣區最大軟肋正是科技教育,穗、深是大灣區粵方核心引擎,其主政人選之科教背景,有鮮明的戰略針對性。
 
3月30日,鄭奮明擔任課題組組長、廣東省社會科學院現代化戰略研究所製作的《2016年廣東現代化進程報告》面世,以5大項27個指標對廣東21個地級市逐一進行現代化水平評估。評估結果出人意料:27個指標中,科技教育達標率最低,說明珠三角經濟創新的動力支撐,已明顯落後於經濟的發展。
 
▲高空俯瞰深港西部通道。(香港政府新聞處圖片)
 

大灣區科教困境

 
按照中國城市競爭力研究會年初在香港發佈“2016年中國城市綜合競爭力排行榜”,前五名分別是上海、香港、深圳、北京和廣州——三個處在粵港澳大灣區,中央賦予廣東的“國家科技產業創新中心”定位,自來有因。
 
然而,坊間仍有疑慮。3月6日,有記者在全國兩會廣東團全體會議詢問:有人說廣東創新靠深圳,深圳創新靠華為,此話確否?
 
廣東省副省長袁寶成表示“只同意一半”,並列舉幾個數據:廣東高新技術企業數去年居全國第一,達到19857家,其中深圳佔了百分之四十幾的數量,“也證明不只是靠深圳一家”;另外廣東科技進步貢獻率超過57%,有效發明專利量連續7年、PCT國際專利申請量連續15年保持全國第一,去年全省科技企業孵化器634家,也是全國第一,數字表明“我們的科技創新是做了一些工作的”。
 
“記者和領導的視角,都有道理,廣東創新呈現極強和極弱並存狀態。”鄭奮明告訴記者,2015年廣東省基本現代化實現程度為77.89%,達到現代化程度的第二梯級(70%~80%),接近第一梯級。這個77.89%由五個二級指標組成,其中“科技教育”現代化實現程度僅為70.13%,五個指標中最低,接近第三梯級(其他:社會發展88.17%、生態環境78.34%、生活質量77.24%、經濟發展75.59%)。
 
鄭奮明稱,袁副省長提到的高新企業數,是《現代化報告》“經濟發展”二級指標下“高新技術產業產值佔規模以上工業產值比重”小項,現代化實現程度94%,達到第一梯級,也是建設粵港澳大灣區創新共同體,把大灣區打造全球創新高地的底氣所在。 
 
然而,21個地級市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相差甚遠。2015年深圳高新技術產業產值17,296.87億元,約為廣州兩倍,兩市高新技術產品總產值絕對數差距逐年擴大,而梅州市2015年高新技術產業產值僅31.03億元,不到深圳零頭。
 
“這種懸殊的產業狀態,說明廣東科教尚未形成內生循環。”鄭奮明稱,對比廣東省科教實現程度70.13%,僅有珠海市、深圳市、廣州市3市科技教育實現程度超過70%,其餘18市都在三四梯級之間。
 
鄭奮明稱,《報告》對“科技教育”的評估,選用6個指數,它們是:文化產業增加值佔GDP比重、研究與開發支出佔GDP的比重、萬人發明專利擁有量、財政性教育支出佔GDP比重、每萬人在校大學生人數、萬人用於互聯網用戶數。
 
從測評結果看,廣東省萬人發明專利擁有量為12.8件,達標率100%,說明廣東打造“知識產權強國建設先行地”、先行先試知識產權質押融資,至此結出碩果。
 
“文化產業增加值佔GDP比重”實現程度為84%,處第一梯級,但這個比重卻低於北京、上海,說明廣東科技教育底蘊仍相對不足;“研究與開發支出佔GDP的比重”實現程度為82%,橫向比較,2015年廣東R&D經費支出佔GDP的比例為2.47%(2016年為2.58%),低於北京6.01%和上海的3.73%,低於發達國家和新興工業化國家的水平,如2003年美國為2.60%、德國為2.50%、韓國為2.64%。
 
至於“財政性教育支出佔GDP比重”,實現程度56%,僅為第三梯級;達標率更低的有“每萬人在校大學生人數”和“萬人用於互聯網用戶數”,現代化實現程度分別為42.78%和49.46%,處第四梯級,尤其是每萬人口普通高校在校學生數,2015年廣東全省只有171.11人,低於北京(521.8人)、江蘇(289.6人),更遠離現代化目標(400人)。
 
很顯然,與北京、上海相比,廣東科技教育差距越發明顯,並逐步被江蘇、浙江超越,廣東的基礎研究實力之薄弱,直接制約珠三角重大原始性創新能力。
 
香港的科技力量能否彌補珠三角之不足?上世紀90年代後期,全球進入資訊產業革命的高峰,香港技術力量已現瓶頸,無法為其傳統的經濟腹地珠江三角洲提供新的增長動力,時至今日,香港唯機械人技術、健康老齡化和智慧城巿三方面能與深穗互補,要實現粵港澳大灣區一體化創新體系的協同構建,強化深圳、廣州創新引領作用是唯一選擇。
 

寄望政務科技精英

 
“這邊是高專利、高科技產能,那邊是低科教、低人才本土率,情況非常複雜。” 鄭奮明稱,廣東科教領域的報表數字、絕對數字非常光鮮,基礎數字、相對數字卻黯淡不明,不是很專業的科技領軍人物,往往難以區分表裏、遠近之個中玄機,所以,廣東省長、深穗書記的科技背景,對有效駕馭粵港澳高新產業複雜局面,作用非常之大。
 
就職前學歷看,馬興瑞是哈爾濱工業大學飛行動力學研究室一般力學專業博士研究生,任學鋒是河北工學院高分子材料專業碩士研究生畢業,王偉中是水利電力部水利水電科學研究院水資源研究所工程水文及水資源專業碩士研究生,都是正牌理工高才生;就科教履歷看,馬興瑞工作至今29年,27年從事航天動力教學和實踐工作,是中國最優秀的航天管理者,先後組織過21次航天發射,成功發射25顆衛星;任學鋒工作28年,有12年在天津新技術產業園區;王偉中工作33年,有24年在科技部——都是長期浸泡的“科技人”。
 
“逆全球化”大勢之下,中國經濟轉型升級的壓力前所未有,中央以動能轉換、科技創新作為戰略應對,這批科技系統官員所擁有的技術背景,成了核心優勢,而三人“非本土幹部”的身份,也使得其政壇羈絆相對較少。
 
“科技內行看科技問題,確實與一般官員不同!”久邦數碼首席運營官(COO)朱志告訴記者,任學鋒主持召開的一次廣州民企座談會上,都是廣東省大企業,輪到他發言,剛說了幾句“我們是全球最大的手機工具類軟件開發商”,任學鋒馬上打斷他,說“那你別說了,把機會留給別人吧”。
 
朱志還沒反應過來,任學鋒說,你留些時間讓別人說,我開完會一點鐘立即去你那裏。會後,任學鋒果然帶隊到他公司,聊了一個小時,並就公司發展支了幾招,成了久邦有史以來級別最高的政府顧問。
 
朱志稱,久邦數碼由“移動互聯網業的第一人”鄧裕強2003年創辦,一度是全球焦點,此後逐漸轉型進入互聯網軟件研發領域,在實體產品上名聲不彰,成了市場眼中的低調存在,但鄧裕強卻創立了國內首個結合自主研發產品及移動廣告推廣的商業模式,悄然之間,已成為全球移動互聯網公司巨頭Google、facebook最大的海外流量合作夥伴。
 
“我們國外比國內出名,海外一些上億用戶的熱門產品,很多都是我們開發的。”朱志稱,至今久邦GO系列產品有48個語言版本,為200多個國家和地區3.5億用戶服務,在Google Play同類軟件中全球排名第一,其中GO輸入法同時在安卓機iOS蘋果系統推出更新版,打通iOS蘋果、Android谷歌兩個對立平台,在谷歌全球市場第三方輸入法排名第一。
 
“阿里、騰訊、百度有巨額流量,很容易看出其市場價值。”朱志說,相對久邦數碼這種工具類軟件研發企業,任學鋒能夠一眼看出其內在平台價值,很不簡單。事實上,久邦數碼2016年谷歌全球總下載量超過6億、月活躍過億,總下載量居全球第二,僅次於facebook,而同年騰訊微信在Google Play的全球下載量則剛剛破億。
 
朱志稱,任學鋒給他們“支招”,有一條就是進入高端人才“綠色通道”的法子。在任學鋒看來,非戶籍人口是珠三角都會區就業主體,要留住人才,戶籍改革是關鍵抓手,在其主導下,廣州市人才引進入戶綠色通道的政策每年都在完善、細化;2016年,任學鋒出台1號文件《關於加快集聚產業領軍人才的意見》,市財政平均每年拿出7億元、5年共35億元專項,精準覆蓋羊城創新創業領軍人才。
 
同樣,馬興瑞在擔任深圳市委書記期間,也於2015年10月提出了一項分級人才鼓勵計劃,面向包括美國在內的24個國家的“傑出人才”計劃,諾貝爾經濟學或者物理學獎獲得者到深圳工作可一次性獲得近100萬美元的資助或者是面積2200平尺公寓10年免費使用權,低一級別的“外籍人才”也可獲得15萬美元的補助;2016年3月,深圳市級財政以每年44億元預算推出人才引進計劃,81條人才新政,178個政策點,對標全國最高標準。
 
“馬省長、任書記的引才政策,深度契合當前‘逆全球化’形勢下人才爭搶態勢。” 朱志稱,這兩年,他作為公司代表多次前往美國參與谷歌全球開放者大會,尤其和Facebook首席運營官謝麗爾-桑德伯格建立深厚友誼。就他所知,世界科技主流雖然多是民主黨人,但已基本認同美國總統特朗普“擇優制”(merit-based system)式的移民政策,避免被貼“H-1B依賴型雇主”標籤,這對同樣以流動人口支撐的粵港澳大灣區而言,是個巨大人才挑戰。
 
以H-1B為例,每年8.5萬固定配額中,扣除新加坡、智利6800個協議名額,印度低薪“偽高科”佔了6萬,理論上留給世界的配額不到2萬,中國每年拿到6000左右。按照特朗普新規,TCS、Infosys和Wipro等印度外包諮詢公司將減少配額3萬多,經自由抽簽,中國額度有望增至3萬,抬升四倍。
 

彌補灣區科教軟肋

 
年初廣東兩會上,馬興瑞提出其2017廣東科技產業基本佈局:統籌推進珠三角國家自主創新示範區和全面創新改革試驗試點省建設,建設國家科技產業創新中心;培育一批新型研發機構和專業鎮協同創新中心,推進高水平大學、高水平理工科大學和重點學科建設;啟動建設華南(廣州)技術轉移中心。
 
另外,支持創業投資、產業基金等加快發展,打造華南風投創投中心;建設引領型知識產權強省,深入推進“小微雙創”,積極推行“互聯網+創新創業”新模式,加快科技“四眾”平台和科技小鎮等建設,力爭新增科技企業孵化器50家,等等。
 
“佈局很大,科技外援之外,還需彌補科教軟肋,從根本上培育本土科技。”鄭奮明稱,粵港澳大灣區必須成為世界級的國際教育樞紐和人才培養基地,教育不能停留和滿足於服務功能, 應成為整合大灣區經濟社會的一體化的基本要素部門。
 
按照國際高等教育資訊機構 (QS)日前公佈的2016/2017世界大學排名,全球前50強中,清華大學排名第24位、香港大學第27位、香港科技大學第36位、北京大學第39位、復旦大學第43位、香港中文大學第44位——就高端院校資源而言,香港與整個內地旗鼓相當。
 
如何利用港澳與國際接軌的教育體系?內地一直都有動作,2004年成立內地與香港科技合作委員會,從2005年開始,科技部與香港特區政府合作建設國家重點實驗室夥伴實驗室,目前已在香港大學等6所高校建設16個國家重點實驗室香港夥伴實驗室和6個國家工程技術中心香港分中心。
 
馬興瑞主政深圳期間,磋商多年的深港三大產教研項目深化、落地。一是前海深港青年夢工場等創新創業平台建成落地,前海香港專業服務大廈已完成規劃,即將開工;二是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建成開學;三是河套地區的深港合作解決利益分配問題,料地權歸香港,50%的開發權歸深圳;四是落馬洲河套地區“港深創新及科技園”年初簽署備忘錄。
 
“港深創新及科技園”佔地87公頃,是香港最大創科平台香港科學園的4倍,香港科學園羅範椒芬稱,該科技園將加強“官產學研”的結合,有效整合全球科研資源和商業模式,打造出粵港澳大灣區具國際影響力的創新科技平台。
 

企業化、市場化科研路線辨析

 
廣東財政廳廳長曾志權在廣東兩會上披露,對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省財廳近三年共統籌了1,000億元,其中2016年投入了325億元,2017年目前預算260億,加上新增政府性債券,“將超過2016年的支持數”。
 
“必須改變政府對企業直接補貼的方法。”暨南大學投資經濟教研室主任楊英稱,政府扶持新興產業,如果是屬於政府跟企業“一對一”,那它就不是公共性的、共享型的,反而會抑制整個新興產業的發展,應該“把有限的資源拿去建設一個產業發展的公共平台”。
 
朱志與美國科技界互動頗深,稱楊英的思路放在美國,屬共和黨市場引導理念,也是特朗普當前科技策略重點。
 
據了解,1980年代之前,美國尖端科學研究基本都是由AT&T的貝爾實驗室、施樂PARC、柯達、IBM等美國公司資助,產生了晶體管、手機、基於GPS的地圖映射等成果,政府通過訂單,擇優選用,科研成本由市場負擔。
 
近二十年來,政府通過研究與開發(R&D)經費,控制和引領全國的科技活動,美國公司一個接一個放棄對實驗室的支持,越來越依賴美國政府資助研究基礎科學,等於是政府出資研究,大公司根據需要購買使用授權,科研成本由政府負擔。
 
特朗普最近拿出預算案,科學基金被全面削減,科學技術高級顧問至今未予任命,白宮科技政策辦公室在奧巴馬時期達130人,現在僅剩1名,撤銷風聲日盛——很顯然,特朗普是在試圖恢復大企業資助科技的傳統。
 
“科學界反彈之弱,超出意外。”朱志稱,這種以市場振興科技的做法,應如何評估,需要深入分析。就目前特朗普迫使美國製造回遷之舉而言,客觀上打掉美國公司熱衷低成本低水平的離岸製造,倒逼回遷公司機器人化、智能化,直接升級、打造新的經濟增長點。
 
鄭奮明認為,廣州一直存在的“缺乏具有龍頭帶動作用的創新型領軍企業”,和“創新成果出在廣州,但許多轉化應用不在廣州”等問題,這中間是有因果聯繫的,深圳能夠打通科研成果通往市場的阻礙,和華為、中興、大疆這些領軍企業群的存在關係很大。 
 
“華為一個院士都沒有,PCT專利申請量卻全球第一。” 鄭奮明說,北京那麼多科研院所、高校、院士,科技成果轉化和深圳有如此大的差距,確實令人震撼。
 
據悉,馬興瑞任深圳市委書記時,曾與上海市委書記韓正、市長楊雄見面。馬興瑞說了個數據,稱代表全球創新水平的PCT國際專利授權量,深圳2015年是1.33萬件,佔到全國的一半,是上海的10倍(上海2015是1060件),據說當時韓正一驚,回去後立刻讓秘書翻查,後來又專門佈置上海如何追趕。
 
另一段軼事則被廣泛報道。華為技術有限公司創始人、總裁任正非說“創新是我的事你不要管”,馬興瑞說“我要創造環境”,任正非表示同意;馬興瑞說政府要“保護知識產權”,任正非馬上認同。
 
馬興瑞有句名言:“出現問題時,一定要把其原理搞透,原理搞透不會出現災難性的錯誤;如果搞不透,災難性的後果就有可能相伴而來。”
 
什麼是通透原理?就是“把成敗的界限搞清楚,並在界限內加以控制,這樣才能確保成功。達不到發射成功的要求與水平,決不貿然進行發射。”
 
“習近平有關‘世界經濟處在動能轉換的換擋期’的論述,涵義深遠。”鄭奮明稱,習近平主席在年初達沃斯論壇上清醒指出,人工智能、3D打印等新技術雖然不斷湧現,但新的經濟增長點尚未形成,世界經濟仍然未能開闢出一條新路。
 
馬興瑞在全國兩會上也強調,各種科技創新、數據,可以弄得熱熱鬧鬧,但一定要落實到實體經濟增長動力的突破上。就粵港澳大灣區而言,廣州、深圳攜手衝刺兩萬億GDP經濟量級,佛山、東莞也正在邁向萬億GDP俱樂部,唯有實現習近平主席說的“以指數級而非線性速度展開”,才算真正落實“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
 
馬興瑞的2017年計劃是:推動廣東全省年產值5億元以上的大型工業企業實現研發機構全覆蓋,高新技術企業爭取年底前達2.3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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