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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自由流通是大灣區建設關鍵
Free flow of essential elements is the key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Greater Bay Area
本刊記者 張亢 [第3411期 2018-01-29發表]
 
在2017年十二届全國人大五次會議上,國務院總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要推動內地與港澳深化合作,研究制定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規劃,發揮港澳獨特優勢。迄今為止,大灣區城市群建設已經上升到全方位對外開放的國家戰略,這為粵港澳城市群未來的發展帶來了新機遇,也賦予了新使命。
 

▲1月16日,“粵港澳大灣區:香港的發展機遇”亞洲領袖圓桌論壇專題研討會現場,到場嘉賓探討香港金融業如何把握“粵港澳大灣區”帶來的發展機遇,實現區域一體化及加快經濟增長。(張亢攝影)  
 
 

要素流通是最大挑戰

 
如今《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規劃》尚未公佈,大灣區內“9+2”城市群如何融合協調發展等問題成為各界討論的熱點,也是重點。相較於長三角(以上海、江蘇、浙江為主的長江三角洲地帶)、京津冀地區,粵港澳大灣區在政治、經濟方面存在差異,地域間制度多樣性、互補性給合作帶來共同利益的同時,亦有可能産生矛盾。不得不說,要素無法自由流通是粵港澳城市群建設發展的重要阻礙之一,也成為研究探討的一大主要方向。
 
1月16日,香港中國日報舉行題為“粵港澳大灣區:香港的發展機遇”的亞洲領袖圓桌論壇專題研討會,探討香港金融業如何把握“粵港澳大灣區”帶來的發展機遇,實現區域一體化及加快經濟增長。在會談討論中,要素自由流通也成為嘉賓們重點探討的問題。
 
星展銀行(中國)有限公司企業及機構銀行部董事總經理兼中國區大型及中型企業主管鄭思禎表示,香港需要思考如何通過資本流通、人才流通和貨物流通,在“粵港澳大灣區”戰略中得到進一步發展。她認為,香港應該在金融服務創新領域迎頭趕上。
 
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港澳經濟社會研究中心主任張玉閣在回答本刊記者提問時也認為,目前怎麼樣把握要素流通的平衡是未來粵港澳大灣區一個重要的挑戰,也是首要挑戰。
 
他表示,當前“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愈發成為各界關注的焦點。中國共産黨十九大報告强調,要支持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這為港澳發展指明了方向。隨着港珠澳大橋通車在即,珠三角東西區域將走向平衡、融合發展,“大灣區”經濟將邁向新台階。
 

▲1月16日,“粵港澳大灣區:香港的發展機遇”亞洲領袖圓桌論壇專題研討會中,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港澳經濟社會研究中心主任張玉閣認為,目前怎麽樣把握要素流通的平衡是未來粵港澳大灣區一個重要的挑戰,也是首要挑戰。。(張亢攝影)  
 
 

各方獻策促要素流通

 
港澳與廣東在具體政策、法規、標準上存在差異,實際操作中往往會遇到問題。大量高端人才進入珠三角即面對一系列就業、就學、醫療、養老問題,不僅中央及地方需要適時出台政策,而且相關部門也需進行疏導、指引,社會多方應幫助人才落地,到具體如何做的方面更需要創新思路。為此各方也積極調研、建言獻策。
 
香港的匯賢智庫日前在呈交的《大灣區發展建議書》中提出了促進大灣區範圍內要素流通的幾點建議,包括為促進人才、資金、信息流動,要在自貿區引進“兩本帳”或容許合資格跨境企業設跨境現金管理處;內地方面,為從事特定行業的企業或個人提供較低稅率(企業16.5%、個人15%);香港方面,對於符合條件的外來企業(如在河套區從事人工智能等特定科技業務、為本地人創造指定數目職位)予以較具彈性的來港工作簽證安排;根據《網絡安全法》第三十七條爭取機制容許合法內地運營商把部分資料存放在香港的數據中心。
 
同時,《大灣區發展建議書》指出需要設立副總理級協調機制:設立副總理級領導主持的中央協調機制,協調大灣區各地方政府以及中央各相關部委,以確保政策落實。此外,還需要設機制跟進區內融合進度:特區政府應就各行業發展以及推動人才、資金、信息、貨物流動,安排相關政策局成立專責小組,與業界緊密聯繫,經行政長官將意見上達至中央。
 
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此前也曾表示,人員、資金、貨物、信息四大要素在粵港澳自由流通,是成功打造粵港澳大灣區的關鍵。他認為目前在高鐵九龍站實施“一地兩檢”即為創新機制和簡化流通的重要例子。隨着港珠澳大橋、蓮塘香園圍口岸及廣深港高鐵香港段明年相繼落成,他也建議粵港澳政府必須探討進一步簡化流通、令基建發揮最大社會和經濟效益的措施。
 
在科技方面,騰訊公司控股董事會主席兼首席執行官馬化騰在2017年的“兩會”中提出,要建立粵港澳科技灣區常態化合作機制,共同制定粵港澳三地科技創新政策;發揮香港“超級聯絡人”角色,為科技産業創新牽線搭橋。
 

打通交通要素帶動人員流動

 
一國兩制中心總裁張志剛日前在報章撰文提出,應讓更多港車北上,放寬香港的兩地車牌,通過交通帶動兩地間人員的流動,通過人的高度流動帶動其他要素的流動。
 

▲交通基礎設施建設,是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重要載體和主要內容。圖片是一列高鐵駛進廣深港高鐵廣州慶盛站,廣深港高鐵廣深段已經開通,香港段還在建設中。(新華社圖片)
 
他認為,在客觀的條件下,香港地小人多,而且高度發展,對本地的私家車增長也大力控制,所以不可能接收大量南下車輛。但內地的情况就完全不同,在珠江西岸,可以接納香港北上汽車的空間巨大,尤其是港珠澳大橋通車之後。而跨越珠江的大橋在未來規劃起碼多增了虎門二橋和深中通道,就算不是從港珠澳大橋的效益着眼,而是為了提高“粵港澳大灣區”的融合,讓更多的香港汽車可以跨境北上,是完全符合整個“大灣區”的利益。
 
現時對港珠澳大橋所發出的兩地牌,原本只限於3000個,但很快已經滿額;到現在增加到1萬個,發牌的條件有所放寬,例如企業的納稅額10萬人民幣取代投資額、擔任公職降至縣級等,但仍然存在相當限制。如果從港珠澳大橋的效用進一步發揮,這1萬個兩地牌實在有向上調整的空間。至於從“大灣區”的高度融合為着眼點,那在兩地牌的數目上調之外,更加要在發牌條件上進一步放寬,例如在恒常的兩地車牌之外,再加一些新的跨境牌照,例如一次過的即日往返及多日往返的臨時通行證,方便香港市民因公務、私人事務和旅遊前往“大灣區”。在一國兩制之下,香港可以發揮對內地城市發展産生積極的帶動作用,在基建設施可以支撑的情况下,讓更多的香港車輛進入內地,是完全符合內地城市的利益。
 
此外,他還提出,在“大灣區”開辦醫院和安老院,對香港市民跨區生活和工作至為重要。香港大學已於年前在深圳設院,運作正在調節中,其經驗對以後的新院帶來啟示作用。至於安老院,如果從正面來看,香港的退休人士不乏是高學歷、高收入的一群。他們到達退休年齡時,仍然精力旺盛,有相當作為。當他們離開第一線工作,不必朝九晚五到辦公室上班,他們移居“大灣區”其他城市,可以發揮的作用還是非常巨大。不同階段的安老服務,不但生意上有可為,對“粵港澳大灣區”的融合也有極大幫助。過去一些由香港非牟利機構在內地經營的安老院未及預期的成功,關鍵在配套設施不足,包括交通上的阻隔和醫療服務支援不同。隨着區內基建有突破發展,如果交通配套可以跟上,一些福利又可以隨市民流動而可以跨境携帶,那安老是一門非常龐大的産業,對香港緊張的房屋需求也可以起一些紓緩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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