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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穩中趨好之深層原因
The deep reasons of China’s economy steady for the better
劉江華 [第3402期 2017-09-25發表]
 
▲7月17日,國家統計局發佈數據,初步核算,今年上半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同比增長6.9%。同時,國家統計局公佈的上半年經濟數據顯示,上半年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932元,同比名義增長8.8%。圖為位於山東濰坊的雷沃重工阿波斯拖拉機總裝車間,工人在生產線上作業。(新華社圖片)  
 
數據顯示,2012年至2016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7.2%,高於同期世界2.5%和發展中經濟體4%的平均增長水平,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31%。2017年上半年,又有了6.9%的增速。全球許多知名研究機構因此而調高了對中國經濟增長速度的預測。對這種經濟發展態勢,中國政府概括為穩中趨好。
 
所謂穩中趨好,有兩層含義:一是經濟增長進入了中高速穩定增長的軌道,是一種經濟增長的新常態。在不發生嚴重的全球經濟危機和國內顛覆性錯誤的前提下,中國經濟能夠在今後相當一個歷史時期內,保持6%左右的增長速度。二是在穩定增長的同時,經濟增長的質量進入了趨好的軌道,即產業結構整體上日益向合理化、效益化和低碳化方向發展。
 
中國經濟在經歷了超過30年的超高速增長之後,還能保持這樣一種增長態勢,是一系列內在因素在起決定性作用。這些因素包括:良好的經濟發展基礎性條件﹑巨大的產業發展內在動力﹑相對廣闊的國際空間,以及中國特色經濟制度的獨特優越性。
 
 

中國經濟發展具備良好的基礎性條件

 
一個國家,尤其是一個大國的經濟要保持穩定的增長,關鍵要具備良好的基礎性條件,即巨大的國內有效需求市場。當今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戰後獲得較好的發展,是因為對資本主義生產關係進行了自我調整,包括發揮工會在處理勞資關係中的作用,實行普通勞動者持股的所謂“人民資本主義”等,使社會財富分配在一定程度上向普通大眾傾斜,從而使社會有效需求得到提升、生產過剩得到有效遏制的結果。相反,南美一些國家在上世紀70年代開始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其中一個主要原因,就是社會財富分配嚴重不公,社會財富過度集中在少部分富裕階層手中,大多數人民收入相對低下,造成國內有效需求不足,基礎性需求嚴重萎縮,從而使整個經濟發展的基礎性條件遭到了根本性破壞。
 
當今中國的國內需求市場巨大,其龐大的有效需求主要來自於基礎性消費市場、中國城鎮化進程所形成的需求市場、中國的基礎設施建設需求市場三個方向:
 
首先是一般的基礎性消費市場。中國這一市場呈現三個特點:第一個特點是總量大。中國人口眾多,在國民收入水平不斷提升的前提下,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不斷提升。2016年最終消費率為53.6%,最終消費支出對經濟增長貢獻率為64.6%,高於資本形成總額貢獻率22.4個百分點。第二個特點是中國區域發展極不平衡,需求層次也極不相同,因此,需求市場能夠消化從高端到中低端不同水平層次的產品。產業的迴旋餘地很大。第三個特點是中國的經濟制度決定了社會財富的分配上,既要體現效率原則,也要體現公平原則。既要讓部分地區和部分人先富起來,更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通過各種途徑實施扶貧脫貧政策,使7億多貧困人口擺脫了貧困。剩下的約6000萬貧困人口,中國要確保在2020年之前脫貧。因此,社會財富的分配將會以更加有效的途徑,流向普通大眾階層,將會形成與整個社會生產相匹配的有效購買力。
 
其次是中國的城鎮化進程所形成的需求市場。在上世紀末,美國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蒂格利茲就曾經說過,21世紀世界經濟增長有兩大動力,一是來自美國的高科技,另一個就是來自中國的城市化。雖然中國的城鎮化經過了30多年的快速發展,到2016年,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已經達到57.4%,但距離當今世界發達國家80%以上的水平,還有不小的距離。如果中國的城鎮化水平再提升20個百分點,就有近3億人口進城。如果按國內學者測算的人均城市化成本15萬元計算,靜態投資就是45萬億元左右。顯然,這是一個巨大的需求動力源。如果進一步考慮這些農村人口從農村消費進入城市消費,又將形成一個巨大的基礎性消費拉動動力源。
 
再次是中國的基礎設施建設需求市場巨大。雖然今天的中國已經擁有里程世界第一的高速公路和高速鐵路,但中國畢竟是一個發展中的大國,許多基礎設施還很落後。在交通運輸方面,中國在航空運輸、城際軌道、城市地鐵和鄉村公路建設等方面,離世界先進水平還有很大差距。在城市綜合管廊、城市廢棄物處理等城市基礎設施建設方面,還處於剛剛起步階段。此外,文化、教育、體育、醫療衛生、養老、環境保護、國土整治等設施建設方面,還處於低水平狀態。這種狀態不改善,就很難真正全面實現小康社會,更不用說進入現代化社會。因此,中國的基礎設施建設還需要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進行大規模的投資建設,而這種建設規模將會對社會基礎性消費需求產生極大的拉動效應。
 
 

中國經濟發展存在巨大的產業發展內在動力

 
從工業領域看,中國的工業化進程遠遠沒有完成。無論從高質量終端消費品,還是高端的裝備型機器設備看,中國工業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當今中國對一些高精尖機械裝備和儀器儀表的需求,很大部分還需要依靠進口。每年通過各種貿易渠道進口的高檔次生活消費品和奢侈性用品,數量也非常可觀。雖然國際間的生產分工所產生的貿易往來是正常的,也是必然的,但這畢竟說明中國的工業化水平還需大力提升。即使如上海這樣中國工業化水平最高的地區,也仍然處於工業化的高級發展階段。上海仍然在實施先進製造業和現代服務業“雙輪驅動”戰略,上海仍然在臨港新城等區域大力發展裝備製造業。天津、重慶、深圳等中國特大城市,都是依靠發展先進製造業支撐其快速發展。至於廣大的中西部地區,工業化的道路就更加漫長。也正因為如此,國家出台了《中國製造2025》,將發展先進製造業放在了強國根本的戰略地位。
 
從服務業領域看,中國服務業還處於低水平階段。在一些發達國家,服務業在整個產業結構中已經達到80%以上的比例,而中國2016年才剛過50%。根據產業發展內在規律,隨着經濟發展水平不斷提高,經濟結構將加速向服務型轉變。2016年中國GDP為74萬億元,服務業約為38萬億元。假如GDP每年增長率為6.5%,十年之後,GDP總量約為140萬億元。假設其他條件不變,服務業佔GDP之比提升為60%,其增加值就是84萬億元,這其中就存在46萬億元的增長空間。如果其比例繼續升高,空間顯然就更大。所以,服務業在中國有着強勁的內在需求。特別是一些高端服務業,如研發設計、金融服務、現代物流、文化教育、醫療衛生等,其發展空間更大。
 
從農業領域看,中國農業現代化水平與發達國家差距巨大。在歐盟,居住在農村地區的人口雖然超過50%,但從事農業的人口不到5%。在美國,以約1%的農業人口成就了一個世界農業大國。而中國仍然有25%(據中國社科院研究數據)的勞動力從事農業生產。特別是,中國農業的水利、農產品加工、農產品儲藏、農產品流通等基礎設施還很落後,農業的抗自然風險能力也很弱。農業作為國民經濟的基礎,需要有一個大的發展。中國的現代化首先需要農業、農村的現代化。因此,中國農業同樣具有非常強大的內在發展需求。
 
最後,需要指出的是,中國大力推動的創新型經濟開始發力,成為了經濟發展的新動能。在國家創新驅動戰略的引領下,科技投入越來越大,2016年,R&D經費支出達到15,500億元,與國內生產總值之比為2.08%。科技創新能力越來越強,發明專利申請受理數已連續6年位居世界首位。高技術產業增加值佔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達到12.4%。2016年,中國創新指數名列全球第25位,比2012年提高9位,在中等收入國家中排名首位。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力,給中國經濟發展注入了強勁的動力。
 

中國經濟發展仍然存在一個廣闊的國際空間

 
在全球化時代,國際空間是一個國家發展的必要條件。雖然,當前國際風雲變幻,國際貿易與投資摩擦四起,但經過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努力開拓,特別是十八大以來的國際戰略謀劃,中國在未來一個時期內,還存在比較廣闊的戰略空間。
 
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吸納了大量包括歐、美、日等發達經濟體在內的國際資本進入中國,中國製造的產品也早已風靡全球。因此,當今的中國經濟同世界各發達國家和地區的經濟形成了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依存關係。中國製造的產品,價廉物美,在國際市場具有極大的競爭力。許多國家和地區已經形成了難以離開中國製造品的局面。同時中國需求市場巨大,對國際市場上的一些優質產品和資源,從客機、汽車到家用電器,從手錶、皮具到化妝品,以及各類礦產資源,有着極大的需求量。各發達國家同樣離不開中國的需求市場。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中國是全球最大的出境遊市場。2015年達到1.2億人次,出境旅遊支出更是達到2,922億美元,居世界首位,是第二位美國的2倍。旺盛的國際旅遊,勢必對國際經濟交往,有巨大的促進作用。因此,除了國際關係進入極端狀態外,中國的國際貿易、國際投資等依然存在極大的空間。
 
中共十八大後,提出了“一帶一路”倡議。這一倡議旨在通過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等“五通”來加強沿線國家的政治互信、經濟融合和文化包容,打造亞歐區域利益共同體。這一倡議的實施,迅速拓展了中國經濟發展的國際空間。2016年,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進出口貿易總額達6.3萬億元,佔全國貿易總額比重達25.7%。到2016年末,中國企業在沿線國家建立初具規模的境外經貿合作區56個,累計投資超過185億美元。隨着倡議的進一步推進,“一帶一路”的深遠意義將進一步展現出來。
 

中國特色經濟制度具有獨特的優越性

 
中國經濟在近40年的歷史時期內保持了史無前例的高速增長,這與中國建立了一種獨特的經濟制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密切相關。對於經濟發展,這種制度的特色或者說優越性,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地方政府的競爭機制,二是決策系統的高效機制。 
 
中國是一個在國家大政方針上高度統一的、地方服從中央型的國家,但這種中央主導型的決策系統,並不是意味着中央政府包攬一切,相反,地方政府具有在中央指引下的地方發展事務決策權。從這一意義上講,這種經濟制度又是一種上級政府與下級政府的分權制。改革開放後,從中央到地方,通過逐級實施財政包幹、分稅制改革、激勵型財政轉移支付、政績考核等一系列激勵政策,充分調動地方的積極性,鼓勵各地因地制宜,放手發展經濟。由此,在全國各地政府之間,形成了一種類似企業之間的競爭機制。正是這種競爭機制,極大地促進了各地經濟發展你追我趕和跨越式發展的局面。國內有學者將這種獨特的機制,作為解釋中國高速發展的幾大主要原因之一。雖然,今天的中國已經不完全以GDP評價一個地區的發展,但這種地方競爭性機制卻依然是區域發展的基本動力之一。
 
中國經濟制度的另一大特點就是決策的高效性。與發達市場經濟國家不同,中國很多關鍵性發展資源,掌握在政府手中或者受政府調控,如土地、能源、資金、行政審批和許可等。因此,重大建設項目的決策,基本就掌握在政府手中。在目前的中國政府決策模式下,一個建設項目,特別是政府主導的項目,從提出、論證、批准到實施,過程相對快捷。近30多年來中國的高速公路、高速鐵路、城市軌道交通、港口、機場等基礎設施建設成就,令世界刮目相看,就是這種快速決策的結果。有不少西方學者和政客指責這種制度的弊端,而極力推崇西方的政府決策模式。我們認為,中國政府的決策模式,雖然有許多需要改進、改造的地方,但中國的建設成就,強有力地證明了這種決策模式的合理性和生命力。
 
近些年來,中國政府加快了制度創新的步伐,大幅削減或下放審批事項,大力推進商事制度改革,大力推進聯合審批和網上審批,大大地降低了制度性交易成本,營商環境進一步得到改善,中國特色經濟制度的獨特優越性進一步體現出來。
 
總之,中國經濟的穩中趨好,是一種由內在因素決定的長期趨勢。只要各級決策層能夠把握好戰略機遇,制訂正確的戰略策略,不出現顛覆性錯誤,就能夠將這一穩中趨好的趨勢延續下去,振興中華民族的中國夢就一定能夠實現。
 
(作者劉江華是廣東亞太創新經濟研究院執行院長,研究員,廣州市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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