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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前啟後 開創新局
Create a new situation between the past and the future
吳永嘉 [第3409期 2017-12-29發表]
2017年註定是一個不平凡的年份,也是一個承前啟後的年份。因為在這一年,以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為首的新一屆特區領導班子嶄新上場,香港社會平穩發展,經濟形勢積極向上,實現備受讚許的“良好開局”。
 
▲香港整體貨物出口在2017年第三季保持可觀增長,服務輸出亦在第三季增長加快。(香港政府新聞處圖片)
 

歷經風雨 方見彩虹

 
根據特區政府發表的最新經濟報告,香港2017年經濟增長預測為3.7%,增長比率遠高於近5年的趨勢,為區內主要經濟體最大升幅之一。另外,政府統計處公佈經季節性調整的數字,2017年10月止的三個月與對上三個月比較,商品整體出口貨值升1.4%,其中轉口貨值升1.3%,港產品出口貨值升7.6%,商品進口貨值升2.8%。再加上2017年股市暢旺、訪港旅客上升、失業率維持在3.1%的“全民就業”水準,業界人士紛紛讚歎:“好久沒見過香港的經濟數字那麼好”!
 
2017年7月1日,香港也迎來了回歸祖國20週年的大日子,普天同慶。回顧過去20年,香港經濟歷經風雨,方見彩虹,繼續保持着國際金融中心的卓然地位。而在國家政策的引導下,香港成功發展為領先的離岸人民幣中心,扮演着中國經濟與全球經濟“超級聯絡人”的重要角色,並由此分享全球化紅利和中國經濟起飛紅利。展望未來20年,前路充滿挑戰,但機遇依舊蘊藏在互聯互通的大勢所趨之中。
 

  
 

乘風破浪再出發

必取得更大成就

 
我認為,香港作為領先的服務業中心,加上優越的地理位置和政策紅利,可借由深度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和“一帶一路”大戰略,乘風破浪再出發,在下一個20年可取得更大成就。
 
第一,按中央構想,粵港澳大灣區主要發展創新科技和創業,概念應來自美國矽谷灣區,當地駐紮了多家世界級科網和科技企業。香港受惠於大灣區應該有兩方面:一是市場—大灣區包括粵省的廣州、深圳、珠海、佛山、中山、東莞、惠州、江門、肇慶,再加香港、澳門,有兩個經濟特區、兩個特別行政區,加起來人口逾6000萬,GDP(本地生產總值)超過8 萬億人民幣(2015年),是一個龐大市場,可以為香港創業者提供很多機會。二是金融,粵港澳銀行業總資產合共42.7 萬億元,超過江浙滬“長三角”一成;據McKinsey預測,到2025年珠三角加香港的整體銀行盈利可達到1.44 萬億元,超過東京、紐約而成全球最高地區。
 
與三藩市、紐約、東京等世界著名灣區不同,粵港澳大灣區分屬三個不同經濟體和關稅區,對內而言,人、貨、資訊、資金等要素在三地間並不能自由流通,面對關稅區邊境及制度的阻隔;對外而言,三地的關稅水準、資金流通制度、投資開放程度、對外經濟政策亦有實質性的區別,維持各自的邊境管制,這便是灣區經濟整合面對的首要障礙。令到情況更加複雜和微妙的是,廣東並非一個獨立經濟體,而是內地這個大經濟體的一部分,與外界的經濟整合受制於全國的開放水準和對外經濟政策。粵港澳大灣區的經濟融合面對一系列客觀條件的限制,如何突破,亟待探索。
 
由於分屬不同經濟體和關稅區,粵港澳大灣區的融合便涉及不同經濟體之間的經濟融合問題。內地與香港在2003年簽訂了CEPA(《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並在之後每年簽定補充協議。由於對外關稅水準、資本和資訊流通制度等具有全國性,因此雖然在CEPA之下有不少針對廣東的先行先試條款,但實質性的開放內容與全國的開放水準並沒有大的區別,廣東與港澳之間的要素流動尚未打通。對此,香港馮氏集團主席馮國經建議,粵港澳三地可進一步在WTO框架下建立粵港澳大灣區共同市場(Common Market),在灣區裏試行最開放的經貿政策,大力促進和拓展貨物、服務、資金和技術的流通,最終目標是實現灣區內的要素全流通。
 
 
香港在貿易與物流、旅遊與會展、人才培訓、創新科技、金融及高端專業服務方面均有所長,能藉此立足於粵港澳大灣區。香港加強與珠三角城市群的合作,增進互聯互通,實現不亞於世界其他三大灣區的經濟群,將不僅有助區域的整體發展,並進一步帶動外貿和內需,使大灣區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引擎,同時香港也能鞏固自身的優勢,並為未來的發展開拓空間,創造新的動力。因此,香港應把握機會,積極參與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
 
第二,香港作為國際化的金融、貿易、航運和資訊中心,一直肩負着中國資本市場雙向開放的樞紐、橋樑和視窗的使命,具備在各個方面配合推進“一帶一路”倡議的獨特優勢。香港需要全面認識“一帶一路”倡議的機遇,明確自身定位,使香港的人力資源、資金、金融服務等優勢,在更廣闊的平台上發揮更重要的作用,在積極推動國家戰略落地的同時,進一步鞏固和提升香港在國際經濟金融體系中的優勢地位。
 
香港的“一國兩制”得天獨厚。在“一國”的優勢下,香港的發展得到國家的大力支持,內地的龐大市場為香港提供廣闊的發展空間;在“兩制”的保障下,香港繼續實行資本主義制度,保留普通法體系,實行自由貿易政策,保持貨物和資金自由流動,成為內地和外國之間貿易往來的重要平台。同時,香港靠近內地,語言相通,又有優惠的雙邊稅務安排,是內地投資者進行海外投資的首選地點,也是內地企業“走出去”的第一站。
 
更重要的是,香港採用地域來源原則徵稅,因此企業在香港設立的公司毋須為從香港境外所獲得的利潤、股息和售賣資產所得的資本收入繳稅。特區政府更於2016年修訂法例,允許在香港經營集團內部融資業務的企業,在符合指明條件下扣除利息支出和寬減合資格企業財資中心一半的利得稅。這不僅有助降低以香港為海外業務區域總部的中資企業的稅務負擔,也有利他們把海外投資產生或籌集的資金進行再投資,同時為企業在香港集中財資管理創造了條件,讓香港成為跨國和內地企業成立企業財資中心的首選地。
 
近年來,在內地設廠的港商已將次要生產工序或最後組裝環節轉移至“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例如東南亞,以滿足原產地規則,減低關稅成本。可見,港商走的正是“外延發展”的道路,實現全球化的資源配置及發展擴大,即企業總部在香港,離岸製造。在2017~18年度財政預算案中,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提出要成立稅務政策組,檢視香港稅制的國際競爭力。對此,社會和業界都表示歡迎,而我認為檢討稅制更加要擴大視野,將香港稅務方面的優勢與不足之處,放在大灣區與“一帶一路”的大格局中作出全盤的檢視,真正做到知己知彼。這對香港參與大灣區建設,以及配合“一帶一路”重大國策,實在有很大的裨益。
 
總而言之,回歸20年的今天,擺在香港面前的有兩大機遇:一是“一帶一路”倡議的機遇;二是粵港澳大灣區的區域合作機遇。只要善於把握這兩大機遇,香港未來的經濟發展,不僅擁有了廣闊的經濟腹地,而且進入了一條通向國際的康莊大道,最終有利於香港鞏固國際金融、專業服務、貿易中心和航運中心的地位。
 
 
(作者為香港立法會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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