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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結大陸市場 重建台灣經濟活路
Connecting with the mainland market to rebuild Taiwan’s economic path
台灣省商業會顧問 現代財經基金會顧問 戴肇洋 [第3419期 2018-06-04發表]
民進黨替代國民黨取得完全執政迄今屆滿2年,執政當局為讓台灣民眾經濟有感,最近不斷利用各種公開場合大肆宣揚去年各項經濟指標,包括:經濟增長率2.6%,近3年來最佳;失業率3.76%,近17年來新低;外銷訂單金額4,928億美元,年增率11%歷史新高;出口金額3,174億美元,年增率13%近7年來最大增幅;股市持續萬點行情期間,創下近28年來新高;上市上櫃公司整體營收32.7兆元,創下歷史新高等。此外,為能解決低薪魔咒,除採取公部門加薪外,透過不斷道德勸說私部門能夠配合加薪,甚至公開表示,去年勞工月薪平均49,989元、實質月薪平均42,271元,均創歷史紀錄。
 
儘管,執政當局提出許多頗亮麗的數據說明台灣經濟已經復甦;但是,台灣民眾對執政當局的整體表現似乎無感。探究其原因,除部分經濟指標未能從“國際”比較的角度進行論述外,許多經濟指標因“標的”的相異,而呈現不同之解讀。例如:經濟增長增加幅度不如全球平均,將其說成近年表現最佳;民間投資實際到位金額持續停滯,將其說成招商承諾金額超越以往水準;外資頻繁進出資本市場,將其說成來台投資意願持續熱絡;製造產品出口全球比重排名不斷下滑,將其說成出口年增創下近年最大增幅;服務輸出金額退至亞太四條小龍之末,將其說成附加價值逐年提高成為促進經濟增長動能;受僱勞工薪資屬於時間序列逐年遞增,將其說成創下歷史新高;家庭儲蓄率不及20%,將其說成國民儲蓄率超過30%;觀光相關行業景氣衰退、旅店被迫求售,將其說成其他國家來台旅客(包括過境)急增替代陸客銳減、觀光收入再度增長。
 
▲新北市平溪區放天燈久負盛名,已有百餘年歷史。過去是為躲避盜匪,以天燈為信號,互報平安,現在放天燈已逐漸演變為向上天祈福許愿的民俗活動。圖為台灣民眾放飛“兩岸迎春·共享幸福”天燈。(中新社圖片) 
 

台民眾盼望改善兩岸關係

 
或許執政當局所提出的政策方向脫離民眾需求,使得這些可以從民意調查中反映其整體表現。依據最近台灣多項民意調查統計顯示,民眾對執政當局的整體表現表示“滿意”比重平均大致不及三成、表示“不滿意”比重則是接近六成,如果比較去年同時,其滿意度下降至少一成、不滿意度上升超過一成。此外,在執政當局表現滿意比重持續下降狀況下,台灣民眾對其未來2年的執政信心,隨着同步下降;其中,表示“有信心”比重僅有三成、表示“沒信心”比重則是超過六成。不過,在這些民意調查中最受到矚目值得探究的指標是,針對台灣民眾認為執政當局所迫切需要處理的項目進行調查統計結果發現,其比重最高並非教育、司法、勞工的改革,而是“兩岸關係”之改善。
 
上述民意調查結果,其實並不令人感到意外。回顧2016年5月20日以來迄今,台灣執政當局以模糊的態度迴避“九二共識”回覆大陸執政當局,造成兩岸關係發展從2008年以來的“熱絡”景象急轉直下陷入“冰凍”狀況,進而使得台灣經濟直接受到影響。亦即台灣執政當局在意識型態糾葛下,忽略以全方多元的角度利用台灣本身長期以來所建立的競爭優勢,發揮經濟戰略核心價值,立於不敗;其中,為了降低對大陸之依賴,重新啟動“南向(東協國家)”政策,更進一步將台灣既有的利基條件拱手讓人。此一政治考量,頗讓台灣工商產業感到擔憂,不斷透過各種場合指出兩年以來兩岸關係陷入僵局,導致喪失許多市場佈局機會,已嚴重地對台灣產業的未來發展產生相當程度影響,甚至更進一步認為其是未來挽救台灣經濟困境之重要關鍵。
 
歸根究底在於,兩年以來台灣執政當局始終以“自以為是”的思維處理政務;不過,令人遺憾的是,其治理視野僅以個別政黨短期利益為前提,缺乏以台灣經濟長遠發展為依歸。此外,加上受到意識型態糾葛,不願重視大陸市場對台灣經濟發展的重要性與關聯性,也就等於將台灣經濟的未來生存空間摒除於13億人口市場可能帶來的紅利之外,其扭曲事實、封鎖作為,也致使台灣經濟陷入困境。這些從今日台灣所呈現出來的青年族群低薪、學者專家出走、國際企業來台投資停滯、上市上櫃企業減資乃至下市等現象接二連三的發生,其實是“冰凍三尺、並非一日之寒”之苦果。
 
 

兩岸民間經濟交流根基深

 
雖兩年以來兩岸關係陷入僵局,但無法否認的是,兩岸同文同種、語言共通、血脈相連、難以割捨,加上地理位置相鄰,以及產業互補互利,此一期間雙方民間在經濟上的交流合作,並未因兩岸官方在政治上的互動往來中止而被迫停滯,反而持續暢旺。
 
依據兩岸雙向投(增)資最新相關數據統計顯示,台商對陸投(增)資因近年以來大陸生產要素大幅提高,最近三年呈現持續略為衰退現象,2017年台商對陸投(增)資核准金額共計87.43億美元,雖較2016投(增)資金額的91.84億美元減少4.80%;但台灣對陸投(增)資件數,因大陸擴大開放台商投資產業項目而增加達到484件,較2016年投(增)資件數的252件大幅增長92.06%。相對陸企來台投(增)資方面,2017年陸企來台投(增)資金額共計2.66億美元,較 2016年的2.47億美元增加7.30%,呈現微幅增長;不過,陸企來台投(增)資件數方面,隨着投資規模逐漸擴大呈現略微下降僅有140件,較2016年投(增)資的158件則是減少11.39%。
 
其次,若以最近兩年兩岸雙邊貿易相關數據統計觀察,2017年兩岸貿易(包括港澳)金額達到1,818.9億美元,佔台灣整體對外貿易金額的31.5%,如果與2016年1,577.2億美元之比較,呈現15.32%大幅增長。其中,包括:出口中國大陸(包括港澳)1,303.2億美元,較2016年的1124.1億美元增長15.93%,來自中國大陸進口(包括港澳)515.6億美元,較2016年的453.1億美元則是增長13.79%。不過,值得一提的是,2017年兩岸貿易(包括港澳) 金額不但為台灣帶來787.6億美元的對外貿易順差,較2016年的671.0億美元增長17.37%,而且最近三年呈現逐年增加現象。
 
▲大陸成為台灣產業投資最多的區域與出口最大之市場,已形塑對大陸“區域”經濟傾斜整合的現象。圖為高雄港貨櫃中心碼頭。(中央社圖片)
 

應乘大陸發展東風
重建台灣經濟活路

 
在此同時,檢視過去30餘年兩岸經濟關係變化,很顯然地可以發現,隨着互動往來逐漸深化呈現日益密切。若將此一現象利用“雁行理論(the flying-geese model)”加以觀察,其實可以溯自1950年代中期之後,台灣產業曾經在歐美、日本等先進國家產業升級轉型過程中,因順勢因應國際環境變化,而參與搭上產業起飛行列,進而從結合內、外在資源中取得利益。邁入1980年代,雖台灣產業面對內、外部環境產生急劇變化陷入發展困境,但適逢大陸實施經濟改革開放提供機會,在讓台灣的許多傳統產業赴陸投資找到重新發展舞台的同時,不但促進台灣經濟持續增長,而且推動台灣產業加速轉型。
 
不可否認,近年以來因大陸積極推動產業轉型,加上生產要素成本不斷提高,而讓過去赴陸投資利用低廉充沛生產要素從事加工的台灣傳統產業廠商遭遇經營瓶頸,甚至因競爭優勢不再而逐漸淡出大陸。然而,隨着大陸推動“中國製造2025”,加速從製造大國升級為製造強國,如果在陸台灣產業廠商能夠有效利用最近所公佈的《惠台31條》措施,借力大陸產業朝向提高質量升級加速創新,重新建立競爭優勢,配合大陸經濟結構轉型,將有助於接軌其前所未有極具有發展潛力之內需市場機會。
 
換句話說,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之初1980年人均所得309美元,之後增長頗緩,至1991年時也僅358美元。不過,自1992年鄧小平南方視察提出“發展才是硬道理”談話後,在包括台灣在內的國際企業赴陸投資,帶動出口大幅增長加持之下,大陸經濟開始快速起飛,其人均所得隨着經濟高度增長,從2000年的958美元、2010年的4,524美元,大幅增加至2016年的8,123美元,預估於2019年時將超越一萬美元,其所延伸的內需消費市場潛力,讓大陸從1990年代末期的世界工廠,即將升級為未來之世界市場。
 
另一方面,再從衡量一國總體經濟規模最佳指標的GDP總量之增長來看,依據國際貨幣基金統計,1990年中國大陸GDP總量僅有0.4兆美元,佔全球之比重不及2%,至2017年時已經達到11.2兆美元,佔全球之比重已提高至14.8%,預估2018年與歐元區十九國之GDP總量旗鼓相當,兩年之後將會更上一層樓,遙遙領先歐元區。再者,雖中國大陸現行部分制度因不符市場規範,而恐將扭曲資源降低運用效率,甚至引發風險威脅經濟發展,但依據世界經濟論壇(WEF)2006~2017年競爭力評比,中國大陸排名由全球第54名進步至第27名;此外,依據洛桑管理學院(IMD)競爭力評比,中國大陸從2017年的第18名提升至2018年的第13名,首度超越台灣(第17名)以及韓國(第27名)。
 
由此可見,中國大陸從2001年起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以來,其經濟一日千里快速發展,其實並非偶然。尤其是隨着大陸經濟的日益茁壯,未來其對台灣經濟的影響可能將會越深,台灣執政當局不能忽略這個已逐漸發展成熟的新局面,不能忽略上述人均所得超越一萬美元已意味着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程度極重要的里程碑,這是顯示一個國家的內需消費能力基礎,是代表全球一個極為重要的潛力市場。
 
畢竟,中國大陸經濟改革開放之後經過30餘年快速發展,其經濟體規模倍數增長,已經超“德”越“日”成為全球僅次於美國經濟體的地位。再者,2008年全球金融風暴之後,隨着中國大陸從世界工廠升級為世界市場,在全球重新整合供應體系或價值鏈結過程中,逐漸發展以中國大陸為“製造”或“服務”中心所形成的貿易往來與投資合作之網絡,更是難以否認事實。亦即在中國大陸的吸力,配合國際環境的推力下,大陸成為台灣產業投資最多的區域與出口最大之市場,已形塑對大陸“區域”經濟傾斜整合的現象。
 
面對此一發展趨勢,台灣經濟理應可以利用地理相鄰及兩岸同源優勢,扮演重要角色或發揮關鍵影響;亦即台灣在兩岸互動往來過程中,除考量政治干擾與軍事對立的處境外,必須以客觀、務實的角度解讀經濟交流或產業合作之狀況。然而,可惜的是,不論是早期的亞太營運中心規劃,抑或是近年之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卻又在“戒急用忍”政策及意識型態暈染下,讓台灣的機會逐漸喪失,不但阻礙出口增長幅度,而且也影響了企業的投資意願。
 
無論如何,大陸是台灣佈局全球投資及拓展國際貿易無法忽略的重要環節。面對近年大陸經濟快速崛起,尤其逐漸參與主導全球經濟秩序之下,個人認為,台灣經濟若要重新找出已逐漸失去的競爭優勢,則需積極化解兩年以來兩岸關係所陷入的僵局,切忌自欺重蹈“畏中”陷入“仇中”、“反中”、“抗中”窘局,而是應該排除意識型態糾葛;同時,妥善利用既有所存在的政治、社會、文化等特殊條件,與大陸之未來發展方向相向而行,形塑未來兩岸關係最佳發展模式。如此一來,不但能夠借乘東風而起、找到定位,讓台灣經濟走出胡同,而且更可憑藉所累積的軟實力與巧實力,讓台灣產業邁向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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