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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科創重振香港雄風
Science innovation to revitalize Hong Kong's development
廣東亞太創新經濟研究院院長、研究員 劉江華 [第3421期 2018-06-29發表]
▲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右三)於3月16日出席中華基金中學2018年開放日,並參觀“中基創新‘河,-成就、回顧及展望”展覽。(香港政府新聞處圖片)
 
香港經濟要重振昔日雄風,必須要走科技創新的道路,今天已經基本成為共識。習近平主席日前關於香港科技界要融入到全國科技創新大局之中的批示,將更加有力地推進這一進程。
 
早在回歸之初,不少有識之士就認識到了,香港必須走依靠科技創新、實施發展轉型的道路。當時的特首董建華在2001年就說過:面對全球經濟一體化,以及內地加速開放帶來的壓力,香港必須走科技創新以及高增值的道路,才能保持領先的地位。
 

不俗的創新成就

 
二十年過去了,香港在依靠科技創新驅動發展轉型方面,取得了不俗的成就。在國際上各種城市競爭力排名和創新指數排名中,香港一直保持在世界前列。在瑞士洛桑國際管理學院最新發佈的《2017年世界競爭力年報》中,香港排名第一。同樣,在2018年初迪拜工商會和普華永道聯合發佈的最新版迪拜創新指數中,香港也是排名第一。
 
之所以如此,是因為香港在以下幾方面具有明顯優勢:第一是高效率的政府管理。香港是一個高度成熟的法治社會,政府的管理遵循公開透明式的原則,公營部門始終保持高效率運行。第二是高效率的商業環境。香港是一個高度自由開放的國際化社會。一方面,在市場經濟框架下,各類市場經濟主體的經濟活動皆依法公開、公平和自由運行。另一方面,香港的經濟運行與國際完全接軌,與世界各地聯繫緊密,信息暢通,是著名的“超級聯繫人”。第三是各類服務業齊全配套。香港是有名的國際服務之都,國際貿易、國際金融、國際航運,以及各類專業服務都很發達,各種經濟運行和創新所需的服務,基本都能得到滿足,產業的配套性強。第四是成功地建設了一批高素質的大學。在最新的《QS 世界大學排名》中,香港有7所大學上榜。在上榜的世界前100名大學中,中國有11所,其中香港佔了4所,即香港大學、香港科技大學、香港中文大學和香港城市大學。在這些大學中,聚集了一大批高端人才,建立了一批國家級重點實驗室。第五是香港背靠祖國內地,具有廣闊的腹地和市場支撐。這些都是香港在國際上保持競爭力和創新力的主要因素。
 

面臨的壓力與挑戰

 
在看到香港的創新優勢和創新成就的同時,更要看到香港面臨的壓力與挑戰。從內部看,香港多年來經濟發展乏力,經濟發展轉型沒有根本性進展。
 
從產業結構看,香港GDP中90%以上是服務業增加值,而服務業中的貿易、金融和房地產三項佔了70%以上,製造業僅佔1%,具有廣闊市場前景的信息產業僅佔3%。很明顯,這是一種對外依賴度極高的畸形產業結構。從長遠看,這種產業結構由於不是建立在本土實業基礎之上,一旦外界經濟發生波動,這種經濟結構極有可能會很快陷入癱瘓狀態。
 
從人均GDP這一指標看,1980年香港為5,692美元,高於新加坡同年的4,990美元。到2004年,新加坡上升到27,000美元,香港為24,500美元,新加坡第一次超過香港。此後,香港一直落後於新加坡。2016年,香港人均GDP為43,600美元,遠落後於新加坡的53,000美元。此外,在洛桑國際管理學院發佈的最新競爭力排名的經濟績效一項中,美國排第1位,新加坡排第6位,香港排第11位。在城市基礎設施一項中,新加坡是排在第7位,而香港處在第20位。
 
從香港經濟總量與內地經濟總量之比,也可以看出香港經濟的增長狀況。1990年,香港名義GDP與內地名義GDP之比接近20%,到2000年這一數據降為14%。再到2016年,這一數據已經降為不到3%。雖然內地的增長有後發追趕性因素,但從這些數據也可以看出,香港經濟增長並沒有很好地搭上整個國家經濟發展的快車。
 
從外部看,周邊的一些金融中心城市、國際航運中心城市的快速崛起,也對香港形成了巨大壓力。一是國際上新加坡的航運、轉口貿易、金融業和韓國釜山航運業的迅速崛起,從正面與香港的國際業務形成了競爭。如2017年釜山港集裝箱運輸量突破2140萬標箱,超過香港港的2076萬標箱。新加坡港2017年更是達到3367萬標箱,是全球第二大集裝箱港。二是上海、北京和深圳的國際金融業,以及深圳、廣州、上海、寧波等港口型城市的國際航運業務快速成長,從背後與香港也形成了一定程度的競爭。
 

新時期的創新轉型之路

 
面對國內外競爭的壓力,更加堅決地推進依靠科技創新實行轉型發展,是香港重振雄風的必然選擇。香港需要進一步發揮自身的優勢,創造性地突破發展轉型的瓶頸,將香港建設成為背靠內地、聯繫全球的創新港。
 
第一,積極融入國家科技創新體系。習近平主席對香港科技界參與國家科技創新大局的批示明確指出,香港的科技力量是國家實施創新驅動戰略、建設創新型國家的重要力量。要支持香港成為國際科技創新中心。未來的30年左右的時間段內,是中國經濟與科技由大變強的關鍵歷史時期,也是中華民族復興的關鍵時期。香港科技界要借國家大力支持香港依靠科技創新實現轉型發展這一重要機遇,積極謀劃融入國家科技創新體系。一是要積極組織起來參與國家重大科技創新戰略規劃。要與內地科研校所開展更加廣泛的合作,參與申報國家重大科技攻關課題。二是要進一步築牢香港的科研基地。在辦好現有16個國家重點實驗室的基礎上,充分挖掘香港高素質的科技資源,在國家的支持下,擴充和新辦科研基地,爭取為國家重大科研戰略規劃作出重大貢獻。
 
第二,發揮政府在科技創新與轉型發展中的積極作用。由於歷史的原因,香港形成了高度自由開放的市場經濟管理體制,這本身是香港的一種制度性優勢。但是,在當今知識經濟時代,高科技研發的風險性,以及明顯的創新成果外溢的正外部效應,決定了高科技研發活動,需要得到政府的支持和引導。如果香港政府仍然如以往一樣機械地信守不干預的教條,則必然會對全社會的創新發展帶來不利的影響。縱觀當今世界眾多國家和地區,無論是美、日、歐等發達市場經濟國家,還是韓國、新加坡等後起的新興市場經濟國家,還是印度等一些欠發達國家,這些國家的政府都無不積極主動介入高科技發展。從制定戰略、營造環境、項目發包、經費支持、組織攻關到優先採購等方面,政府在遵循公平、公開的原則下,發揮着重要的作用。因此,香港政府需要轉變觀念和職能,積極主動地從制定戰略、財政資金支持、開闢科技研發園區等主要環節入手,支持和引導香港科技創新活動的展開。
 
第三,更好地發揮“超級聯繫人”角色的作用。香港是當今世界具有強大影響力的國際化大都市,具有“超級聯繫人”的功能,即一頭連接國際市場,一頭連接廣大內地。這種“超級聯繫人”的角色,為國家改革開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作出了歷史性的貢獻。在新時期,國家對外開放的大門會越開越大,將廣泛地同世界各國發生越來越緊密的聯繫,越來越需要引入各種創新資源。香港要更加優化和發揮這一“超級聯繫人”的功能,為內地引進國際研發機構、引進國際先進創新團隊、引進國際領先的產業項目等高端國際創新資源,繼續起橋樑和紐帶作用。
 
第四,成為粵港澳大灣區創新生態圈的重要一環。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規劃與建設,是國家級戰略。大灣區建設成功與否,取決於其創新能量,即取決於能不能將大灣區建成一個充滿活力的創新生態圈。為此,廣東省作出了一個重大的戰略性規劃—“廣深科技創新走廊”建設規劃。這一規劃是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重要內容。雖然這個規劃本身只是涉及了廣州、深圳和東莞三個城市,但在實際執行過程中,必然會和走廊的周邊城市發生實際上的緊密聯繫,必然會將灣區東西兩岸的科技創新資源整合提升,共同形成一個充滿活力的大灣區創新生態圈。香港擁有國際先進水平的科研力量,必然也必須要在灣區生態圈中佔有重要地位。為此,香港需要與廣東方面進行充分接洽,在重大科技基礎設施共建共享、重大科技研發項目攻關、國際科技資源的引進、科技成果的推廣應用等方面,開展密切合作,在實際上介入到這一科技走廊和大灣區創新生態圈的建設之中。
 
第五,在本土開闢建設高技術生產性研發園區和場所。香港有眾多高素質的科技人才,也有一批在國內外屬於領軍級的科技帶頭人,但由於香港製造業幾乎已經徹底退出,因此,香港的科技界的領軍人物處於“無軍可領”的局面。雖然香港的創新發展要緊密地依託內地,特別是要依託大灣區內先進製造業,但在香港本土也需要建設一批科技創新研發的園區和場所,需要一支本土的科研隊伍。雖然在今天的香港,空間非常有限,但高科技研發和少量精密製造是佔用空間少、附加值高的產業,所以,香港可以在現有的條件下,通過下列途徑開闢高技術產業研發空間:一是選擇一些條件好的島嶼進行開發。在地域狹小的島國新加坡,也有一批先進的工業企業,有些也是建設在島嶼上的。二是實施空間整合。淘汰落後的服務產業,並通過空間整合,開闢高技術研發和精密製造產業園地。三是加快推進深圳河套地區的產業園區開發。事實上,只要能夠產生高附加值的科技產品,只要能夠帶來科技創新的積極外溢效應,在都市區也是可以闢出場地進行科技研發活動的。北京的中關村現在也是標準的市中心地區,但那裏每年也進行着大量的高技術研發活動,產生大量的科技成果。廣州的越秀、荔灣、海珠、天河等城市核心區,在廣州市的規劃中,仍然將其作為先進製造業的“核”來規劃發展。因此,在都市區中也可以開展高科技研發活動。
 
第六,強化高新科技在服務型產業中的推廣應用。作為一個創新型城市,以原創產生高科技成果固然重要,但是,在城市的各個領域推廣應用高科技,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香港要推動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與發達的航運、物流、金融、貿易、教育、醫療等現代服務業深度融合。在金融業方面,由於這一行業受互聯網和人工智能等現代科技的影響和衝擊巨大,香港要保持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深度應用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已經迫在眉睫。在國際航運方面,由於香港的碼頭業務成本高於廣州、深圳,香港應該充分運用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科技手段,逐步減少傳統的“航運—碼頭”模式下的業務,向國際航運服務中心轉型,如大力發展航運金融服務、保險服務、登記註冊服務、租賃服務、法律服務等,與內地港口形成功能互補關係。又如在醫療服務方面,要運用互聯網、人工智能等手段,發揮香港醫療專業技術基礎雄厚、中西醫結合比較發達等優勢,開展遠程醫療服務,等等,爭取在應用中推動科技創新的不斷升級,不斷提升香港城市的智慧化水平。
 
(作者系廣州市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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