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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向高質量發展與國家治理現代化 —第十二屆“中國經濟增長與週期高峰論壇”在北京召開
Entering a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modern state governance —The 12th Forum on China Economic Growth and Business Cycle held in Beijing
張立 [第3422期 2018-07-16發表]
 
6月30日,由本刊和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首都經濟貿易大學等單位聯合主辦的第十二屆“中國經濟增長與週期國際高峰論壇暨中國城市生活質量指數發佈會”在北京舉行。圖為本刊副社長兼總編輯顏安生在論壇上發言。


2018年是中國改革開放四十週年,經過40年的長期發展,中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正處在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攻關期,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是跨越關口的迫切要求和中國發展的戰略目標。但在整個國內經濟下行壓力繼續加大,全球經濟繼續深度調整這樣一種背景下,如何實現國家經濟的穩定增長,是中國將持續面臨的嚴重的挑戰。

在此背景下,由本刊和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首都經濟貿易大學等單位聯合主辦的第十二屆“中國經濟增長與週期國際高峰論壇暨中國城市生活質量指數發佈會”於6月30日在北京舉辦,來自國內外各高校、研究機構的近200位專家學者、20多家媒體參加了論壇。

本屆論壇圍繞新常態下的經濟轉型這一主題,探討未來的中國經濟發展,深入研究中國經濟從高速增長階段向高質量發展階段轉變所面臨的理論與實踐問題。

 

經濟體制改革的路徑與風險
 

40年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是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包括構建市場經濟所必須的民主、自由和法治的環境,這是保證中國經濟持續穩定增長的必要條件。十八屆三中全會指出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是正確處理市場與政府的關係,方向是市場在資源配置當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的發揮政府作用。

首都經濟貿易大學教授張連城在回顧了中國改革40年路徑之後指出,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是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包括構建市場經濟所必須的民主、自由和法治的環境,這是保證中國經濟持續穩定增長的必要條件。十八屆三中全會指出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是正確處理市場與政府的關係,方向是市場在資源配置當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的發揮政府作用。但是至今我們依然沒有使市場發揮決定作用的具體改革措施及實質性的措施出台,可以想像以市場化為趨向的經濟體制改革目前已經進入深水區,舉步維艱,難度很大。李克強總理曾感嘆地說改革之難就在於它觸動了某些階層的利益,而觸動利益比觸及靈魂還難。

張連城稱,以“三去一降一補”為具體形式的所謂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本質上是屬於過去八字方針裏調整的內容,正如高培勇講到的,供給側要想真正改革必須觸及到體制層面,供給側改革的核心應該使所有企業在市場經濟框架下充滿活力。

那麼經濟體制改革究竟怎麼改,改不改又取決於什麼呢?他認為,當前中國經濟存在着風險,在於進入新常態以後無法實現經濟可持續增長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直接原因是不能實現經濟轉型,不能實現經濟轉型的根本原因是不能繼續推進以市場化為取向的經濟體制改革。馬克思指出,生產關係一定要適合生產力性質規律的要求,張連城表示這是值得我們深思的。

 

人才爭奪戰與經濟轉型
 

人才問題是社會和經濟發展中間的一個根本性問題,中國經濟的轉型升級關鍵是人才。著名經濟學家張曙光在談到人才問題時說,目前我們還是靠大量的投資和貨幣發放,造成了槓桿率高企而投資效率的不斷下降,潛藏着很大的金融危機。所以,中國面臨着一個轉型升級的任務。

怎麼轉型升級?怎麼提高質量呢?張曙光認為,最根本的是要靠人才,要靠創新。新技術、新產業的發展要靠人才,國家的未來和前途也要靠人才。正因為如此,可以看到國家之間、城市之間、單位之間現在人才競爭是如火如荼。

城市是一個生態,城市的人才有它的結構,既有高端人才,也有中低端人才,還有一般的勞動者,人才的流動自然有它的平衡機制。

此外,引進人才靠制度,而現在的制度比如說戶籍制度,搞了這麼多年,現在自由遷移還沒有解決,城市裏製造業業已經是農民工做主體了,80後、90後回不去了,但是落戶問題解決不了。

 
2018年一季度,浪潮服務器出貨量達到17.5萬台,同比增長77.5%。近年來,浪潮集團堅持創新驅動發展戰略,通過發展雲計算、大數據、人工智能產業,為實施新舊動能轉換重大工程、實現高質量發展提供強勁發展引擎。圖為員工在位於濟南高新區的浪潮集團高端容錯計算機生產基地工作。(新華社圖片) 


世界變局與中國改革
 

當前國內政治經濟環境發生了深刻的變化,挑戰空前,這就需要有更大的格局,長遠的視角和國際視野才能弄清改革和發展的邏輯,找出中國社會長遠良性發展的根本性制度因素。

上海財經大學經濟學院院長田國強指出,現在的國際環境幾乎是改革開放以來最為惡化的,圍堵中國的現象日益嚴重。這對中國經濟發展負面作用很大。中美貿易摩擦是表象,實際上很可能是多方面的,使人憂心忡忡。但是應該注意到,當前的經濟下行既有外患的原因,也有自身經濟結構的原因,更深層的原因就是面臨轉型和經濟體制轉型的雙滯後,必須進一步改革開放,制度變革才是最為根本的。

田國強認為,在對外開放不動搖的大前提下,發展的關鍵還是要靠自己。因為從一個大國到強國變化中,一定有5個方面的競爭:資源的競爭、技術的競爭、人才的競爭、話語權的競爭和制度的競爭。這5個競爭最重要的就是基本的制度方面的競爭。那些能不能讓經濟社會良性發展和國家長治久安的那種制度的競爭,制度才是關鍵的。

歷史的經驗教訓告訴我們,只要一個國家能夠發展,它一定是包容性的現代化經濟體系,這是必要條件。光有這一點不行,還要提升國家依法治理的能力和政府的執行力,再就是建立良好的社會規範秩序和和諧友好的社會治理體系。

田國強強調,從加強社會治理的角度來看,現在我們好多作用都由政府承擔這是遠遠不夠的。我們要解決強政府、弱市場、小社會的結構,建立強政府、強市場、強社會的組合,強並不等於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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