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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觀經濟如何同高質量發展“對上表”
How can macro economy dock with the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高培勇 [第3422期 2018-07-16發表]
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學部委員、經濟研究所所長、《經濟研究》主編 高培勇 

   
“對表”是4月23日中央政治局討論宏觀經濟形勢的時候用的一個詞,“做好今年的經濟工作,關鍵是要主動同高質量發展的要求‘對表’,而且進一步講,對得上的抓緊推,對不上的抓緊改。”
要想“對表”,當前的宏觀經濟形勢的分析和宏觀經濟政策的把握一定要和這樣一個發展脈絡對上表,看怎麼理解這樣一個發展脈絡。

凡是提出新概念,一定是相對舊概念而言的。所以,當講經濟發展新常態的時候我總問經濟發展舊常態是什麼,講到新發展理念舊發展理念是什麼,講到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時候也是說它相對的是什麼,在這樣的比對過程中,我理出幾個線索。

 

分析視角變化

 
第一是分析視角的變化。原來我們分析宏觀經濟形勢的時候基本的視角就是週期性因素和總量性因素,面對經濟發展當中所出現的問題,我們總是把它和什麼對接呢?和經濟發展的週期對接。它是處於經濟發展的哪一個週期性的哪一個階段的問題。在我們心目當中經濟就是一個週而復始的週期性的波動過程,衰退了我們就說它是衰退階段的問題,通脹了我們就說它是在高漲階段所出現的問題。

所以,那個時候發生任何問題,就判斷一定是短期性的變化,一定是週期性的變化。它是週而復始波動的過程,這是一個判斷因素。再者是總量型的因素,每當出現問題的時候就從總供求平衡的角度理解,要麼需求大於供給,要麼供給大於需求。現在決策層關於經濟形勢的判斷和以往的分析視角之間就不是那麼契合。經濟工作會議的公報和其他方面的公報都在講,主要矛盾是結構問題。

接下來說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給側,按照這樣的一種判斷和我們原來傳統的分析視角對接的時候它就不那麼契合,根源在重大結構性失衡導致的經濟循環不暢。既然主要矛盾是結構問題,它就不是或主要不是總量性問題,既然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給側,它就不一定是需求側的問題或主要不是需求側的問題,既然根源在重大結構性失衡,它可能就不是週期性的問題,也不是短期性的問題。

 

經濟發展由高速度向高質量轉化

 
第二個變化就是發展理念。發展理念就是經濟工作的指導思想,做經濟工作是奔着什麼去的?原來在高速的發展階段,無論你個人的偏好如何,你不可能不圍繞GDP的高速增長做文章,因為你那時候做的就是這樣的事情,連吃飽穿暖都做不到何談其他方面的問題。但是今天強調的是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的發展,或者說在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這個理念指導下的發展,而這即便不算顛覆性變化也是一種非常重大的變化,就是由偏好速度,以速度作為重心已經轉向追求質量的軌道,而這種變化也是非常大的。
 

宏觀經濟政策由需求端向供給端轉化

 
第三個變化是政策的主線索。原來的宏觀經濟政策顯然是強調需求管理或立足於需求管理。而今天強調的問題跟過去不同了,正好對着來。我們由站在需求的角度跑到供給角度來了,原來盯的是需求總量,現在主要盯的是結構調整,原來追求的是短期的穩定,現在我們緊盯的是提高供給質量,優化供給結構。
 

制度變革比重加大

 
第四個變化是試錯機制。以往宏觀經濟政策的措施和實施主要是通過政策安排,主要是在政策層面的調整這樣一種路徑下實施的,我們把宏觀政策當做一種政策變量。什麼是政策變量?它主要不涉及到制度的調整。現在談論的問題的根本途徑是改革,以改革的辦法突破體制機制性障礙,以推進各種技術性改革為供給側改革創造條件。著重點也在發生變化。是不是可以理解為原來的實施機制主要靠政策安排,而現在是政策安排+制度變革,且以制度變革為主。特別是最近面對上半年經濟形勢的變化,我們已經越來越感覺到單純的調整政策恐怕在很大程度上是處於失效狀態,起碼是局部失效。如果不動體制機制,那些問題很難解決。每一個問題都是如此。房地產的問題,消費的問題,地方政府投資問題,類似所有問題拿出來,不動體制是解決不了的。

 

社會主要矛盾變化

 
第五個變化是政府的作用。這是根據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所引發出來的,原來社會主要矛盾是物質文化需要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現在叫做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發展之間的矛盾。

這個大家已經討論很多次了。第一就是傳統意義的物質文化需要上了層次。因此,物質產品和文化產品要升級換代,這是我們知道的。第二,原來的物質文化需要基礎上又加了一類需要,在十九大報告中講的使人民群眾對於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方面的需要日益增長,原來的物質文化需要是不能包容的,是拓展出來的需要,與這一需要相對的載體是什麼?要麼是制度產品,要麼就是政策產品。如果物質文化需要更多依賴於市場供給,我們更多的強調市場供給,後一類制度產品和政策產品的需要更多的要依賴於政府系統。因而,解決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問題,不僅要依靠市場系統,而且要依靠政府系統。

是不是對於政府在經濟發展中作用的理解要由拾遺補缺轉向並駕齊驅,我沒想好,在這裏作為一個問題提出來。在十九大報告中相對於十八屆三中全會有一個調整,十八屆三中全會的表述是,“發揮市場對於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和政府更好發揮作用”,十九大報告中把“和”字換成一個逗號。從上面5個方面的變化中大家可以注意到中央關於宏觀經濟政策佈局的表述大體上是這樣歸結的。這裏面凸顯了新發展理念、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高質量發展和現代化經濟體系。
 

 

“積極”財政政策內涵轉變

 
這樣一種宏觀經濟政策的變化帶給財政政策的變化是什麼?去年我曾寫了一篇關於積極財政政策的變化問題的文章,1998年啟用積極財政政策稱謂的時候我們是把“積極”等同於擴張,積極財政政策要有力度,要加大力度,要更加積極有效,我們的解讀都是對現在有關的擴張力度不滿,要加大擴張力度。

但是當這樣一種解釋套用到今天的宏觀經濟政策佈局中來顯然是不合適的。比如說怎麼體現“積極”?財政上的積極主要體現為財政赤字。我們也深知一條,有沒有赤字不是擴張的標誌,赤字規模多大也不是擴張的標誌,唯一的標誌是今年的赤字比去年來得大,我們看的是邊際效應。照此理解,今年預算財政赤字23,800億元人民幣,我們財政政策積極嗎?肯定是不積極的。為什麼?因為現在發生變化了,按照現在財政政策的解釋,政府工作報告怎麼說,預算報告怎麼講,著重點、著力點轉到提升經濟效益和質量上來,轉到化解產能過剩,主攻方向轉到結構性調整。所以,現在談論的“積極財政政策”的“積極”二字只有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這樣一種語境下是“擴張”的意義,除此以外是“結構性調整”。

以往的投資在我們概念中,特別是和積極政策掛鈎的時候,是把它當成一個總量刺激的手段。2008~2010年,中央政府1.18萬億投資帶動了包括地方政府在內的4萬億投資,進而引發了整個社會的十幾萬億投資,這是一個投資乘數的實施過程。目的是什麼?是為了增加支出,拉動和擴張需求。對投資的理解我們過去是這樣理解的,但十九大報告中專門講了一句話是說發揮投資對優化供給結構的關鍵性作用。它強調的是優化供給結構關鍵性作用,那就是在今天的背景下更看重投資在這方面的作用,而不是拉動需求的作用,也有拉動需求的作用,不排除,但是更看重優化供給結構。所以,在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的條件下,投資的定位和寄希望於它所產生的效應相對以往已經發生非常大的變化了。

以往我們腦海中“赤字”的理念是什麼?財政赤字就是收和支之間的那個差額,支出大於收入,這是不好的事情,怎麼讓它好呢?那就是為了經濟的正常發展,不惜擴大赤字。以財政收支不平衡換取整個經濟形勢的穩定發展,我們是把它當這個來用的。所以,為拉動需求不惜擴大赤字,為經濟的平衡不惜擴大赤字,而對赤字的度怎麼掌握,只要它有利於經濟發展,只要大的經濟宏觀上它是有利的,都是可以付出的成本。

但是請注意李克強總理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說了一句話,過去5年我們一直把財政赤字控制在佔GDP的3%以內,請大家注意這是當成績來講的。為什麼?因為相對於金融風險而言,我們對赤字變的謹慎了,我們對赤字已經開始心存敬畏,我們對赤字的把握要有底線了,這是不同的背景。當前的三大攻堅戰中擺在首位的是防範化解重大風險,最重大的風險是金融風險,金融風險體現在哪裏?地方債風險上,這是不一樣的考量。
最後,不一樣的減稅降費,多少人指望減稅降費,但是減稅降費過去我們是怎麼理解的?是把它當做擴大需求的一個手段,給個人減稅降費,增加個人的可支配收入從而增加消費需求,給企業減稅降費,增加企業的可支配收入,從而增加投資需求。我們是這樣一個目標,這樣一個實施路徑。從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那天起,2015年,減稅降費是和降成本之間對接的,減稅的目的是為了降成本,降費的目的也是為了降成本,在政府工作報告中都是涉企的收稅,涉企的收費,沒有提其他方面的。

所以,這樣一來,減稅降費的這種目標和行為路徑都是不一樣的。在這樣一個宏觀經濟的理念思想和戰略發生深刻變化或重大變化的背景條件下,我們做宏觀經濟分析,對宏觀經濟政策的把握是不是得有意識地去對這個表,否則的話就難以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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