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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質量的政府與高質量的發展
High-quality government and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張曉晶 [第3422期 2018-07-16發表]
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副主任、研究員 張曉晶​

關於高質量發展在座的各位都提到了,但是中國的很多概念特別像一個大的框框,高質量發展在今天為止應該說還沒有從根本上破題,就是說這個框框裏到底應該裝什麼東西,現在可能還正在討論之中。我們最近也做了一些課題來解析這個框框裏到底應該放什麼。

首先,現在提出來的很多概念,包括新常態都是從國際上而來,也就是我們不是憑空產生的。關於增長質量、發展質量的衡量國際上有很多這樣那樣的一些指數來進行界定,比較著名的是人類發展指數。當然,人類發展指數是相對簡單的,它是為了比較容易進行國際比較,特別是數據的可獲得性,並且有個最大的特點,超越了基本的經濟增長的層面。

第二個就是增長質量指數,這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研究者提出來的,一方面除了講產出,比如經濟增長怎麼樣,同時還要講產出帶來的效果,對人的健康、壽命、教育各個方面有什麼樣的促進作用。所以,它等於是在數量基礎上加上了質量的內涵。

第三,包容性的發展指數,這個指數是世界經濟論壇提出來的。包容性、可持續性是我們講高質量發展非常重要的方面。

那麽,今天中國要搞高質量發展應該有什麼樣的內涵。高質量發展的框框裏面放什麼東西呢?最典型的就是五大發展理念,這也是習近平經濟思想的主體內容,2017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提出的,但是這五大理念夠不夠?還不夠,還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因為這是一個最大的帽子,所以我們要加上這個。再有我個人提出來的,我認為更重要的是沒有高質量的政府根本就沒有高質量的發展。

 


高質量發展我認為還有一個重要的特徵就是我們以前市場化改革也好,包括宏觀體制改革,我們要學西方發達經濟體,學這個,學那個。但是,高質量發展不存在完美的參照系。為什麼?因為我們天天說美國這個好了,但是那個不好。比如經濟有活力,但是差距太大。歐洲比如說社會福利好,相對公平,綠色發展也不錯,但勞動力市場僵化。日本也有好的有差的,也就是它不能成為我們完美的可以參照的樣本。那就是我們要按自己來。自己來我們就是要提出來前面說的人民為中心,五大發展理念,加上政府高質量。

接下來的問題是怎麼衡量政府的質量,政府能幹什麼?

制度的質量涉及到產權保護、司法效率、政府誠信等等,如果我們要有高質量的政府這個方面就應該做得很好,高質量政府的基本邏輯是什麼呢?其實就是非常簡單的,就是說如果我們沒有好的國家能力,我們什麼事兒都幹不了,我們即便有再好的新的發展目標,新的發展理念,我們也實現不了,非洲、拉美就很困惑,但是如果國家能力很強,在這個時候目標設定不當,比如我們早期只關注速度可能就會存在問題。同時,如果我們這樣的國家能力缺乏約束的話,政府這個手哪兒都要伸到的話,實際上會帶來更大的問題。我們今天討論來討論去都是圍繞這樣一個主題,政府這隻手到底伸到哪兒,我們怎麼把這隻手限制住,不是捆住,是限制住。過去40年我們改的都是市場,這個市場沒有我們要建,那個沒有要建,到了今天我們發現市場化推進的阻力在哪兒?在政府。最後發現你就得改它,你不改它你所有的市場化都無法推進。所以,高質量發展需要高質量政府,今後要走的路就是要進一步的推進政府的改革。

歷史表明一個國家能否崛起,主要是跟內部發展的模式,發展的治理各方面都直接相關,而不取決於外交戰略。具體化到現在的中美貿易爭端,最終的結果,不取決於這次跟特朗普談判是不是贏了,不取決於這次是不是派出了高明的談判人士一下把他們幹倒了,而是取決於自己有沒有改好,自己的治理能力有沒有提升,國家實力有沒有提升。外交只是影響時間長短,最終是內政影響能否崛起。

最後對改革發出這樣的呼籲,面對當前複雜的國際經濟環境,要練好內功,深化改革才是正途。不能秉持“敵人堅持的我們就反對,敵人反對的我們就堅持”。如果持有這樣的思路,就會打亂我們改革的陣腳。而且有時外部的壓力會導致我們能順勢而為,可以更好地推進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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