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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舊增長動能轉換與高質量發展
Transformation from old to new driving force and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楊瑞龍 [第3422期 2018-07-16發表]
中國人民大學學術期刊社社長 楊瑞龍
 
高速度發展向高質量發展的轉換是有客觀必然性的,要想了解高質量發展階段的必然性就要了解一個概念,就是經濟新常態。 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衝擊下中國的外貿下降導致投資下降,然後中國GDP下降,中國出台了4萬億的刺激計劃,2009年3月份迅速觸底反彈,這樣的反彈是有很大副作用的。
 
2008年刺激大量的貨幣流向虛擬經濟,導致房地產的泡沫。面對這樣的形勢,2009年開始退出刺激計劃,隨着刺激計劃退出,到了2010年年底2011年年初出現了拐點,全世界經濟學家,包括國內的都沒預測準確。我們沒想到持續這麼長的經濟下行,到底什麼原因導致的下行,要從性質做個判斷。這種判斷結果慢慢達成一個共識。
 

中國經濟L型走勢是中長期問題

 
 什麼共識呢?2011年以來的經濟下行主要是由於週期性因素導致的,由結構性因素導致的。所謂的結構性因素就是支撐中國經濟增長的傳統要素發生了變異,包括改革紅利、全球化紅利、工業化紅利、人口後利,這樣的一些紅利,傳統要素發生了衰減,這樣一種衰減導致潛在增長率的下降。因此,中國經濟的下行,或者L型走勢可能是個中長期問題。到了2014年高層把這樣的狀態描述為經濟新常態,當處在經濟新常態的時候我們就要放棄對高速度的追求,把重心放到結構調整和創新驅動上來。這樣我們就提出一個所謂的“增長動能的轉化”問題。要創新驅動,結構性調整就不再可能依靠傳統的生產要素來維持增長,需要發現調動培育新的增長動能,這就是高速度向高質量轉換的一個背景,這個背景下非常重要的問題是要理解新常態,新常態儘管十九大中談得不多,但是根據中央的意見,這可能是中國未來將面臨的中長期狀態。對於這樣的一種狀態,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潛在增長率的下降。

我們沿用的是一個傳統的潛在增長率的概念,1979~2015年中國潛在增長率平均算下來7.2左右,近期2011年以來是有所下行的。平均7.2有幾個斷點,主要表現為是1988、1993、1998、2003、2011年。這些結構斷點表明在不同時期我們國家經濟增長動力出現了不同程度的變異,這樣一些變異預示了經濟潛在增長水平發生了一些持久性的變化。我們發現最近幾年來隨着人口紅利的逐漸衰減,勞動力的推動呈現一個下降的態勢,而資本的貢獻變得居高不下。同時,我們發現全要素生產率出現了一些波動。

這樣的波動反映增長動能的變化,包括改革紅利、勞動人口紅利、開放紅利,等等都在不同的時間發生一些變化,國內不同團隊都做了不同的研究,增長的波動性和這樣一種增長動能的變化有很大關係。

潛在增長率的波動中,全要素生產率起到了絕對性作用,因為全要素生產率極大的波動性,未來要穩定潛在增長率,核心就是穩定全要素增長率。我們可以把全要素生產率分解為技術進步、規模經濟和資源再配置三個方面,我們發現過去前面講過的一些增長都能發生變化,過去技術提高的重要動力是對國際技術前沿的學習,現在看來隨着中興事件,中美貿易戰等信號顯示我們難以為繼了。現在我們發現外貿方面遇到了困難,包括三駕馬車中投資、消費都出現了相應的回落。同時,市場改革是資源配置的內在和外生動力,現在看能改的都改了,改革越來越難了,在一些基本問題上都沒達成共識。當下中國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面臨着一個前所未有的困難。這就是我講的背景。

 
近年來,位於江西的新余鋼鐵集團有限公司通過工藝技術創新、組織構架創新、經營模式創新、管理機制創新,為公司高質量發展提供動力支撐。“綜合改革”實施以來,新余鋼鐵實現了鋼鐵主業連續4年盈利,員工收入連續15年保持增長。2017年全年實現營業收入520億元,同比增長66.67%。圖為工人從新餘鋼鐵集團有限公司冷軋廠的連退爐前走過。(新華社圖片) 


經濟發展由高速向高質轉變


下面講講為什麼戰略要發生轉變,全國都在談高質量的問題。高速度向高質量轉變,轉變的關鍵就是要實現經濟增長動能的一種新舊轉換。在低收入向高收入水平轉化的過程中,大多數國家經歷了一個增速放緩的過程,這符合經濟增長的一般規律,大家不要覺得當下中國經濟出現的增長放緩的形勢是經濟遇到了一個重大的歷史性的變化。甚至西方有的國家預測中國從此走入停滯的20年,這樣一個判斷是不準確的,因為一個後發國家經歷一段時間的增長以後,增長放緩是一般規律。

何以為證?很多國家都在經濟增長一段時期後,面臨速度放緩的問題。從不同國家來看,人均GDP一萬一千美元左右的時候,韓國、奧地利、墨西哥、匈牙利等國面臨一個增長放緩的過程,在人均GDP到一萬五千美元左右,像新西蘭、希臘、西班牙、愛爾蘭、波蘭等國家都面臨一個經濟下行階段。在這個過程中不僅是可能會出現一次下行,還有一些國家其實在增長過程中發生了多次的經濟增長速度放緩,像匈牙利、希臘、日本等都面臨經濟下行。所以,對這樣一種下行大可不必驚慌失措,因為它是一個一般規律,是一個一般現象。需要關注的是在經濟下行過程,為什麽有些國家走出來了,有些國家沒有走出來?根據世界銀行的統計,1960年在101個中等收入經濟體當中後來只有13個國家或者地區成為了高收入的國家和地區,包括中國香港、以色列、日本、葡萄牙、韓國、新加坡、中國台灣,但是大量的中等收入國家或地區因為出現了增速放緩以後從此陷入了停滯。

其實很多國家在低收入階段都會靠廉價勞動力、技術引進、城市化、人口紅利等等,中等收入一萬五千美元左右都會遇到工資收入上升、勞動密集產業比較優勢降低,技術逐漸靠近前沿水平,後發優勢到極限,人口紅利消逝等等中等收入陷阱,經過研究最後走出陷阱的國家無一例外都是實現了一個增長模式的轉換和增長動力機制的轉換。因此,要從高速度向高質量轉變,一個非常核心的問題就是增長模式的轉換和增長動力機制的轉換。

因此,結論是非常清楚的,高速增長放緩具有必然性,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挖掘原有動能的同時轉變增長模式,實現新舊動能的持續增長。既然我們得出這樣的結論,就必須要以改革為突破口來培育和激發經濟新動能。

問題在於這樣一些動能怎麼激發出來,很重要的是改革。創新驅動怎麼樣來落地,關鍵是改革。我是國家創新驅動發展專家委員會的委員,開了幾次會,95%都是院士,他們一講創新驅動就是“983”、“753”,我說關鍵問題就是要制度創新。我舉了個例子,英國的工業革命表面上好像是蒸汽機為代表的技術創新,但是關鍵是什麼?關鍵不是這個,關鍵是蒸汽機因為工業革命之前一百年就廣泛存在了,為什麼那時才引發工業革命?原來是那個時期發生了資產階級革命以後對創新進行了產權保護,貿易制度的構建導致市場規模的擴大,這兩個因素導致了英國工業革命。後來發現原來是制度創新。再回顧中國的改革開放30年這個跨越增長靠什麼?靠改革。所以,中國現在還是在以政府主導來搞創新,原來我非常擔心中美貿易戰,我們中國需要靠國家搞芯片了,國家搞芯片搞得了嗎?沒有對接市場,靠國家搞芯片很難,一定要引入市場機制。

 

經濟結構背後是利益結構,利益結構背後是體制結構,體制結構背後是發展模式,在發展模式不變的情況下調結構一定是按下葫蘆浮起瓢,不引入市場想調結構很困難。
當下中國,真正反對改革的沒多少,大家都想改革,但是為什麼好多改革措施落不了地呢?當下中國的當務之急就是需要動力機制,要讓改革者有好報,不能讓改革者承擔很大政治風險,這是非常大的問題。改革很簡單,如果我們改革確立市場化改革,就看產權有沒有變化,資源配置是市場起作用還是政府起作用,如果這個改革導致了產權清晰越來越向反方向走,如果資源配置中,政府起的作用越來越主導這便不是改革。所以,重塑改革動力機制,通過改革動力機制激發來推動改革,通過改革為動力機制轉換創造條件。我想中國維持二三十年增長一點都沒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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